刘义隆，字车儿，彭城绥舆里人，宋武帝刘裕第三子，母为文章太后胡道安。
义隆生于晋义熙三年，彼时刘裕方起于京口，鏖战四方，尚未登临九五之尊。
义隆幼时便聪慧早慧，沉静端重，少言语而多思虑，刘裕尝抚其顶叹曰：“此儿风骨，类我甚矣。”
及长，博览经史，尤精《左传》，于治乱兴衰之理多有体悟，且性宽和，不尚奢靡，为宗室子弟中少有之贤才。
晋义熙十二年，刘裕北伐后秦，以世子刘义符监国，命年仅十岁的刘义隆为冠军将军、监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诸军事，镇守京口。
京口乃北府兵故里，刘裕龙兴之地，战略地位险要。
义隆虽年少，却能遵奉父命，抚恤士卒，镇抚百姓，境内肃然，人皆称其有将帅之风。
义熙十四年，刘裕受封宋王，建宋国，立刘义符为世子，封刘义隆为宜都王，食邑三千户，加镇西将军、荆州刺史。
荆州为江左第一大镇，地广兵强，财赋丰厚，刘裕以义隆出镇荆州，既因看重其才干，亦有托付藩屏之深意。
义隆赴任之后，轻车简从，遍访郡县，察民生疾苦，惩贪墨之吏，又擢用贤能，安抚蛮族，荆州之地，晏然无事，威望日隆。
永初三年，宋武帝刘裕崩于建康西殿，太子刘义符即位，是为宋少帝。
少帝自幼养于深宫，性好游狎，不亲政事，终日与伶人、宦官为伍，嬉戏无度，朝政悉委于司空徐羡之、尚书仆射傅亮、领军将军谢晦三人。
徐羡之等受刘裕顾命之托，见少帝荒怠，恐有倾覆之危，遂密谋废立。
景平二年，徐羡之、傅亮、谢晦联手，以皇太后令废刘义符为营阳王，寻又弑之；复杀刘裕次子、庐陵王刘义真，以绝后患。
随后，百官上表，迎立宜都王刘义隆入继大统。
义隆接奉表章，惊疑不定。
他深知徐羡之等人手握兵权，心狠手辣，此番迎立，未必无挟制之心。
左右僚属亦多劝其观望，勿轻身赴险。
唯有司马王华力排众议，曰：“徐羡之等出身寒微，受先帝顾命，其志不过欲握权自固，非有篡逆之心。今废昏立明，正欲邀功于殿下。殿下若驰入京师，登基称帝，以顺民心，彼等必不敢妄动。”
义隆沉吟再三，亦觉此言有理，遂决计东下。
他留中兵参军朱容子率千人守江陵，自率心腹将佐，星夜赶赴建康。
行至芜湖，徐羡之遣使奉上皇帝玉玺、绶带，义隆辞让再三，方才受之。
及至建康城外，群臣迎拜于道左，义隆下车答拜，神色从容，举止有度，观者皆以为有天子之相。
元嘉元年秋八月，刘义隆于建康太极殿登基，改元元嘉，是为宋文帝。
文帝即位之初，朝政皆操于徐羡之、傅亮、谢晦之手。
谢晦以荆州刺史之职，拥重兵据上游，徐、傅二人秉政于内，内外呼应。
文帝隐忍不发，表面上对三人优礼有加，进徐羡之为司徒，傅亮为开府仪同三司，谢晦加卫将军，暗地里却在积蓄力量，培植心腹。
他重用王华、王昙首、殷景仁等亲信，引为腹心之臣，分掌机要；又以其弟刘义恭为南兖州刺史，镇广陵，刘义宣为南徐州刺史，镇京口，以宗室之力制衡徐、傅、谢三人。
元嘉二年，文帝以顾命之礼为由，召谢晦入朝。
谢晦心知入朝必遭猜忌，遂称病不赴，又暗地整饬兵马，以备不虞。
元嘉三年，文帝终于发难，他先以诏书历数徐羡之、傅亮废弑二君之罪，遣使收捕二人。
徐羡之闻讯，逃至建康城外的新林浦，自缢而死；傅亮被擒，斩于市。
随后，文帝下诏讨伐谢晦，以檀道济为先锋，自率大军亲征。
谢晦率荆州军东下，与朝廷军战于彭城洲。
檀道济原是北府旧将，素为荆州军所畏服，他一马当先，冲锋陷阵，荆州军望风披靡。
谢晦大败，单骑逃往巴陵，旋即被擒，押赴建康斩首。
至此，文帝一举铲除徐、傅、谢三党，尽揽朝政大权，为其励精图治、开创盛世扫清了障碍。
亲政之后，宋文帝刘义隆宵衣旰食，锐意革新，致力于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安定民生。
他继承刘裕的改革方略，进一步打击门阀豪强，推行土断之法，严格清查户籍，将豪强隐匿的依附人口尽数编入国家户籍，增加了赋税与兵源；又下令减轻百姓负担，废除苛捐杂税，减免灾区租赋，鼓励农桑，兴修水利。
在元嘉之治的鼎盛时期，江南大地的民生图景，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安定之貌。
彼时，文帝屡次下诏“劝课农桑”，郡县官吏皆以劝农为首要政绩，凡垦荒拓田者，可享三年免赋之利。
于是，江淮之间、会稽两岸，昔日因战乱荒芜的土地，尽被开垦为良田，阡陌纵横，稻浪翻滚，桑麻遍野。
朝廷在各地广修陂塘沟渠，如扬州的练湖、荆州的获湖、豫州的芍陂，皆得以疏浚扩建，灌溉良田数万顷，即便遇上旱涝之年，百姓亦能凭借水利设施保收。
乡村之中，村村有粮仓，户户有余粮，史载“米粟布帛，平价流通，家给人足，夜不闭户”。
寻常百姓之家，不仅能饱腹，更有余力添置衣物、修葺房舍，昔日战乱年间“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惨状，一去不返。
除了农业的兴盛，手工业与商业也随之蓬勃发展。
建康城内，商铺林立，作坊遍地，丝织、冶铸、造船等行业技艺精进。
吴郡、会稽出产的绫罗绸缎，质地轻薄，色彩艳丽，不仅供宫廷享用，更远销海外；冶铸业中，灌钢法广泛应用，所制农具锋利耐用，兵器坚韧精良，极大助力了农桑与军备。
民间商贸往来频繁，每逢集市，四方百姓云集，贩粮、卖布、售器者络绎不绝，官府仅收薄税，不与民争利。
为便利商旅，文帝下令整修官道，沿途设置驿站、客舍，供往来之人歇脚补给，昔日“千里无烟”的荒凉驿道，变成了“商旅相继，络绎不绝”的通途。
在民生保障之上，文帝亦多有举措。他下令各州郡设立“常平仓”，谷贱时增价收储，谷贵时减价出售，平抑粮价，杜绝豪强囤积居奇。
对于鳏寡孤独、贫病无依者，朝廷设“养济院”予以收容，供给衣食医药；遇有灾荒之年，文帝必遣使巡行灾区，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绝不允许官吏克扣赈灾物资。彼时，百姓徭役亦大为减轻，文帝规定“岁役不过二十日”，且严禁官吏滥征民力，凡擅自加役者，以贪腐论处。
寻常农户，只需农忙时节耕种，农闲之时稍修水利、整治道路，其余时间皆可操持家事，安居乐业。
文教方面，文帝崇尚儒术，重视教化，下诏兴办学校，征召天下名儒讲学，一时之间，学者云集，文风鼎盛。
国子监与各州郡的官学之中，生徒满座，寒门子弟亦可凭才学入学，打破了门阀士族对教育的垄断。
民间私学亦蓬勃兴起，大儒雷次宗于庐山讲学，弟子多达千人，文风所及，即便乡野孩童，亦能诵读《论语》《诗经》。
社会风气淳朴向善，百姓知礼守法，尊老爱幼，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争端渐少，刑狱之事亦大为减省。
在吏治方面，文帝崇尚儒术，重视教化，下诏兴办学校，征召天下名儒讲学，一时之间，学者云集，文风鼎盛。
他又严格考核官吏，规定“守宰及考，以六期为限”，期满之后，根据政绩优劣决定升降黜陟；对于贪赃枉法之徒，无论其出身贵贱，一律严惩不贷。
元嘉九年，青州刺史韦朗因贪污受贿被揭发，文帝下诏将其逮捕入狱，论罪处死，朝野震动，吏治为之一清。
文帝还能虚心纳谏，容忍直言，他曾多次下诏求贤，鼓励百官上书言事，指陈朝政得失。
大臣范泰、王弘等人屡屡直言进谏，文帝皆能优容接纳，从善如流。
在军事上，文帝致力于加强国防，整顿军备，收复失地。
他深知北魏是南朝的心腹大患，自刘裕死后，北魏趁机南下，夺取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
元嘉七年，文帝以右将军到彦之为统帅，率军北伐，一度收复了洛阳、虎牢、滑台等重镇。
然因宋军粮草不继，加之将帅失和，北魏军大举反攻，宋军大败，所得之地复失。
元嘉二十七年，文帝见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军北击柔然，国内空虚，遂再次大举北伐。
他调集大军数十万，分兵三路，向黄河以北进军。
东路军由王玄谟率领，围攻滑台，久攻不克；拓跋焘闻闻南朝北伐，率大军南下，驰援滑台，王玄谟大败而逃。
魏军乘胜追击，长驱直入，兵锋直指建康。
文帝急命各路大军回援，又动员百姓坚壁清野，抵御魏军。
魏军沿途烧杀抢掠，江南地区遭受重创，然因魏军孤军深入，补给困难，且宋军顽强抵抗，拓跋焘最终被迫撤军。
此次北伐，南朝国力损耗巨大，元嘉之治的盛世局面，自此由盛转衰。
宋文帝刘义隆在位三十年，前期励精图治，开创了元嘉之治的繁荣局面，史称“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是南朝历史上最为安定富庶的时期。
然文帝晚年，猜忌之心日重，屡兴大狱，诛杀功臣。
元嘉十三年，他听信谗言，诛杀了名将檀道济。
檀道济素有“万里长城”之称，他的死，使得南朝失去了一位能征善战的大将，自毁长城，为时人所惋惜。
元嘉二十二年，文帝又以谋反罪诛杀了彭城王刘义康及其党羽。
刘义康是文帝的弟弟，曾一度总理朝政，功勋卓着，然因权势过盛，遭到文帝猜忌，最终被废黜流放，后被赐死。
一连串的诛杀，使得朝中人心惶惶，君臣离心，朝政日益混乱。
元嘉三十年（公元 453 年），宋文帝刘义隆因对太子刘劭的行为感到不满和失望，心生废立之意。
然而，这个计划却未能保密，很快就传到了刘劭耳中。
刘劭深知自己一旦失去太子之位，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与弟弟始兴王刘濬联手策划一场阴谋。
他们暗中联络了一些亲信，并集结了一批东宫卫士，准备发动政变。
一天深夜，月黑风高之际，刘劭率领着这支精锐部队悄然潜入皇宫。
他们如鬼魅般穿梭在宫殿之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警觉。
当接近文帝寝宫时，刘劭一声令下，众人便如猛虎下山一般冲向宫门。
守门的侍卫们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紧接着，刘劭等人破门而入，径直扑向龙榻之上的文帝。
文帝惊恐地看着眼前这群凶神恶煞的人，想要挣扎反抗，但无奈年老体弱，最终还是惨死在刀光剑影之下。
文帝终年四十七岁，他在位期间推行改革、发展经济、重视文化教育，使得国家繁荣昌盛，史称“元嘉之治”。
由于其功绩卓着，死后被尊称为太祖，谥号为文皇帝，安葬于江宁府秣陵县蒋山之阳的长宁陵。
史官评论道：“太祖（刘裕）年幼时便与众不同，出类拔萃，但可惜没有老师严格教导约束他；然而上天却赋予了他温和机敏的资质，并让他天生就具备了君主应有的德行。等到太祖登上皇位，君临天下之后，经历了很长时间，国家的各项制度都已经完备齐全，法令规章明确细密，惩罚有罪之人遵循固定不变的标准，封官赐爵也不会出现滥用职权授予不当官职的情况。因此能够做到国内政治清明，对外关系和睦安宁，整个天下一片太平盛世景象。从前汉朝时期东都洛阳常常会提及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的建武年间以及明帝刘庄在位期间的永平年间这些历史往事，自从那时以后，人们也总是将宋文帝刘义隆统治下的元嘉时代作为美谈，这实在可以说是非常兴盛繁荣的一个时期啊！只可惜到了宋文帝晚年的时候，朝廷的法纪松弛混乱，不再有人去执行维护，导致内部发生变乱，祸患突然降临，令人猝不及防。自古以来历代帝王所犯的错误当中，从来没有像这样迅速引发如此严重后果的例子啊。真是可悲可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