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面风平浪静。傍晚，登陆艇靠上黑嘴子码头。我来到要塞区招待所，床位已满，好说歹说只住一夜。晚上，我到站前商店买了糖和糕点等，第二天早上四点起来，提了提包出去。大门上锁，师傅非要等半小时再开门。我来到后院，解下腰间枪纲栓了提包，爬上一个半人高的墙头。我俯下身子把提包吊到墙头上，再顺到墙外，随后跳下去。我扛着提包跑到火车站，早班车已经剪完票。
售票员刚要关闭剪票口，我侧身挤了进去。我一阵猛跑冲上站台，刚跳上火车，列车员关门上车，火车随即启动。八点半钟，火车准时到达瓦房店。
“十一”前夕，汽车站人山人海，买票的人像一窝胖头鱼。我不顾军人身份一阵猛挤，到前面买了票，也帮老同学黄桂华夫妇买了两张票。否则就得坐下午那帮车，天黑才能到家。车窗外面，阳光照耀大地，哈大道两旁，片片葵花向太阳。向日葵变成如醉如痴的儿童，朝着太阳齐声歌唱：毛主席呀！您是灿烂的阳光，我们是葵花，在您的哺育下茁壮成长！苹果丰收，道路两边一处处果摊。
虽然我和曹小花已经彻底了结，离家乡越近一步，我的心情也紧张一分。我在永宁城东门外下车，穿过熙熙攘攘的集市。董云全三叔赶集，说董云福大爷的马车在联合厂打气，让我等他的车。我回家心切，没吃早饭和午饭，饿着肚子提着沉重的提包，恨不能一步迈进院子里。节气快到秋分，一派萧条景象。
家乡如同一个中年大婶般亲切，看出年轻时的风韵。一路上我遇到盐场人，都停下和我搭讪。我戴着领章帽徽，他们非要问：“你这是复员了吗？”我做贼心虚般回答：“没有。”他们又问：“没复员你怎么回家了？”我无言以对。
曹家在大队部道北，玻璃窗就是曹老太太的观察镜，对过往行人一目了然。
我加快脚步，像越过一道封锁线。到了地东头，我紧张的心情才放松下来。
过了坎子来到街上，院子里我和妈妈栽的枣树上，挂满一树红灯笼。父亲看见我从街上进来，从炕上跳下地，光着脚走到院子里。他额头挤了道道红印子，说话有气无力。奶奶也病了，躺在东屋炕上。爷爷头几天挑水浇菜，摔断了两根肋骨。四个老人三个躺在炕上，只有妈妈这个老病号，在地上忙里忙外。
妹妹天天写作到深夜，连电影都不看。弟弟每天早上跑步，也想当兵。我在永宁集市上买了肉和芹菜，妈妈和面、剁馅包饺子。把老叔找来吃饭，他很高兴。我的同桌、大西山董太水闻讯赶来，带了一提包苹果。他一只眼睛打石子被崩失明，另一只眼睛也被危及，需要一万元钱做摘除手术。他说了很多理由，劝我与曹小花和好。他主动向我询问海岛经常打信号弹的事，我刚说话，他用手捂住耳朵：“别说！别说！这是军事机密，我什么都没听见！”转身就往外走。
来看望我的大爷大娘叔叔婶子们，都说曹小花天上难找地上难寻，劝我恢复。半下晌，曹小花真的骑自行车来了，全家人如临大敌。她进来大大方方地坐在炕沿上，潇洒自如谈笑风生。妈妈给她倒水，洗苹果，让她脱鞋往里面坐。
我客客气气和她说了几句闲话，她微笑着问我：“你在部队提干了，就不要我了？我是不是在家里给你丢人了？”我唯唯诺诺，不敢面对她的眼睛。
我说：“为你出主意替你写信的那些人，他们才愿意看到现在的结果。”曹小花低下头，说：“你明白，信不是我写的。”我说：“部队已经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她闭口不谈准备到砖厂和我结婚，被“定向爆破”搅黄了的事。如果一切顺利，我转为志愿兵，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了。仿佛不说就没有这回事。
我问她：“你找我有什么事？是不是不相信我还活着？”她低下头，说：“事到如今，我不是想和你恢复关系，你也不能恢复，当面和你说几句话。”
我俩又没什么话可说。我从没仔细地看看她，现在面对面地看个明白。她的确长的不错，人品不坏，还通情达理。物是人非，说什么都没用了。她不是来找我算帐，也不是来忏悔。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她大概只想让我后悔。
果然，她幸灾乐祸地说：“我以为你当了大军官，领回官太太了呢。你嫌弃我，不该说我没有文化，拿我当预备。你放长线钓大鱼，骗的我好苦，耽误我四年青春。我给过你一对洋枕头，给你家买的鲅鱼，把钱还给我。”
我把口袋里的钱全掏给他，她看都不看：“我就值这几个钱吗？”我们无话可说，她知趣地出来，顺手把地上的笤帚拣起来挂好。我打趣地说：“地还没扫呢。”我把她送到街上，太友大哥来送鱼，故意说：“小花怎么不吃饭就走？”
我半开玩笑：“她再吃饭就得交钱了。”他看我们谈笑风生的样子，以为我们已经恢复了关系。地东头的老李大河是银河，我只把她送到这里。她说：“你到我家去一趟，我妈有几句话要和你说。”除非重归于好，否则就是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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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回家了。”转身就走。她在后面说：“我自行车坏了，你帮我修一修。”我仍没理睬。后面的啜泣声扯住我的腿，我停住转过身。
她哭着对我说：“我们真的不能恢复了吗？”我摇了摇头。
晚上喝酒，太友大哥、父母都劝我回心转意，老叔坚决反对：“你要是和她恢复，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要口志气，宁肯一辈子打光棍！”
小时候每当蚊子咬，奶奶就让我们念叨“七月十五去一半，八月十五不见面。”到了七月十五，蚊子仍不见少。到了八月十五，蚊子虽然少了，但是叮一口肿一片，越挠越痒直至感染发炎。现在不受人的欺负了，晚上照样受蚊子欺负。
我们这个老对手，还在吸食全家人的血液。父亲点了破布条熏，蚊子照咬不误，咬得更狠，人被熏得不敢喘气。父亲的气管炎更重了，将塑料袋套在脚上……
除了蚊子，屋子里各种小动物，都在欺负无可奈何的人类：扑面而来的蚊虫，长腿的蜘蛛，紫红色的蟑螂，还有从窗外飞进来的金龟子，多腿的蜈蚣……
蚊帐三十六元钱一顶，全屯没人买得起。只有节气不用花钱，念叨几天就到了。天亮时我睡着了，做梦买了一顶尼龙蚊帐。妈妈一直在为我赶蚊子。
这几天除了秋收，我还和郝文章、太全到西南海拉鱼，到庙山后重温当年的一幕。在西北海岸边，我撇光了脚下的石片，一切不悦，也“噌噌”地飞到海里沉下水底。我在“青石线”水湾里拣了一个锅盖大的海蛰，分两次挑回家。
父亲和妈妈劝我，让我到曹家“认错”，我一笑了之。人们风传我和曹小花恢复了关系，这几天结婚。父亲和妈妈背着我，让太友大哥到曹家当说客。曹老太太把我好一顿夸奖，说：“小太锋的肚量，好比上大肚弥勒佛了。”只有曹小花彻底把我看透，坚决不相信董太锋回心转意，挨了老太太一顿暴打。
我对父亲说：“我决心已下，你们别费事了。”父亲万分悔恨：“我当年吃了你爷爷奶奶的亏，你又吃了我们的亏……”我成了假大空，安慰父亲：“历史不断重复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不断重复前人的错误，所以才活到老学到老。”我还说了一句流行话，“有不寻常的开头，就会有不寻常的结尾”。
父亲一眼看穿吉庆江是骗子，上次他要把桂春和小荣子偷偷领走，被早有提防的父亲拦住。吉庆祝凶相毕露拔刀威胁，被父亲一拳打懵，腿差点被踹断。
老叔抡起铁锨拼命，被父亲一把推出去老远，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爷爷和奶奶故伎重演寻死觅活，这一回，父亲视而不见。他有了自己的主见，也老了。
老叔装了一车农产品，把吉庆江送到永宁，回大连再没敢来。
妈妈对父亲说：“你早这样，你早好了，全家都好了。”
每当学校考试那天晚上，各班级老师，都到大队广播室公布学生成绩。老叔和老婶的孩子学习都不好，每次考试，几个堂弟都是班级最后一名。老叔端着老洋炮，把大堂弟追得漫山遍奔逃，对着儿子头顶开火，把儿子吓瘫在地。
以后每逢学校考试，天一落黑，大堂弟就带领两个小堂弟，扛着梯子带了钳子，像游击队割鬼子的电话线，去地东头架梯子爬电线杆，掐断广播线。
老叔后悔没和盐场的李萍结婚。他和李萍念书时都是班级的学习尖子，连跳两级。他们要是结婚有了孩子，学习肯定是尖子。老叔在边外最爱的是陈萍，在这边最爱的是李萍。他日夜思念李萍，动辄莫名其妙地大哭一场，谁都劝不好。
老叔带大堂弟去大连，求吉庆祝给找个工作。吉说说不但安排工作，再找个大连媳妇成家立业。他说能买到永久牌自行车，在小西山骗了一车地瓜、花生，几百元钱。大堂弟已经十七岁，辍学在家。我这代人也和父辈一样，按年龄排行大小。我是老大，大堂弟排行老二，依次往下排。我这辈人凡“太”字，这茬人太多抢不上名。我深受老叔赏识，取名字都随我，后面都是“锋”字谐音。
大堂弟叫董秋风，弟弟排行老三，叫董雪峰，五叔的大儿子叫董春风。
老叔仍把吉庆祝当成救星，怕父亲挡横，私下里和我说，到大连务必去找他。那天晚上，我和父母、老叔唠了半夜，说的都是董家这些年这些人这些事。
第二天吃过早饭，老叔骑自行车送我。怕曹家拦路报复，父亲一直把我送到盐场东道上。人们站在道边，幸灾乐祸地说：“看董太锋复员回家怎么办。”
老叔和看苹果的人熟悉，进果园给我摘了一书包苹果。我骑自行车载着老叔，他把我送到永宁，上了公共汽车才回去。我在瓦房店下公共汽车，一个人大喊我的小名：“小子！小子！”穿一身新衣服的“尿罐子”，提着一提包苹果。
我问他到哪儿，他说：“我刚从得利寺坐火车到瓦房店，坐汽车回小西山。”他二话不说，先从提包里拿出两张奖状给我看。在我参军头一年，“尿罐子”入赘到得利寺公社。女方严重残疾，只能蹲行。她非常要强，自学初中课程，靠剪裁做缝纫活儿，赡养一对瘫痪父母。小西山人窝在家里都是虫，出了小西山都是龙。勤劳善良的“尿罐子”来到这个家庭之后，起早贪黑侍弄果园，无微不至地照顾妻子和岳父岳母，第二年盖起五间大瓦房。他自学针灸，给全家人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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