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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染来北京的头两年，日子过得很紧。她在三环上班，房租却一路往城外退，最后退到了机场附近。合租的是一对情侣，大哥姓周，大嫂姓林，人都挺好，规矩，住了两个多月，相安无事。

    那天晚上七点多，墨染一个人躺在卧室里刷手机。北方春天的傍晚还带着凉意，她把一床薄被搭在腿上，门半敞着，客厅里电视机的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能听见。忽然，外头传来一阵敲门声。

    不是普通的敲门声。那声音又重又急，像有人攥着拳头在砸门板，每一下都带着一股说不上来的怒气，“咣咣咣”，门框都在颤。墨染皱了下眉，心想谁这么没礼貌。她没动，因为周哥就在客厅，自然会去开。她听见周哥的拖鞋“啪嗒啪嗒”踩过地板，门开了。可没有对话声，没有人进来，门又关上了。

    墨染觉得奇怪，喊了一声：“周哥，谁敲门啊？”

    周哥的声音从客厅传来，带着点迟疑：“你也听见了？我还以为我听错了。”

    墨染心里“咯噔”一下，起身走到客厅。周哥站在门口，手还搭在门把手上。他说他打开门，楼道里空空荡荡，连个影子都没有。走廊尽头的声控灯还亮着，昏黄的光照着空无一人的走廊，像一张张开的嘴。他探出身子往左右看了看，左边是消防栓，右边是安全通道，都没有人。“可能是楼上敲的吧，”他说，“传音。”可他自己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是飘的，不像是真信。

    墨染没说什么，回了屋。她躺回床上，闭着眼酝酿睡意，可脑子里那几声砸门始终挥不去。那声音不像敲错了门，也不像恶作剧，它太急了，太凶了，像是有什么东西非进来不可。后来她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从那天晚上开始，墨染做起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里她总是站在一个人的身后。那人穿着机长制服，藏蓝色的，肩章上绣着四道金杠，笔挺挺的。她像是挂在他背上的一个影子，没有重量，没有声音，就那么飘着。她跟着他走进驾驶舱，看见他坐上左边的座位，戴上耳机，手指拨动头顶密密麻麻的开关。仪表盘上亮着绿色的光，雷达屏幕上有个小点在缓慢移动，窗外的云层像棉花一样铺在脚下。她甚至能感受到飞机起飞时那种微微的后仰，引擎的轰鸣声低沉又浑厚，从地板传上来，震得她脚底发麻。太真实了。她从来没进过民航客机的驾驶舱，可梦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得像刻在脑子里——头顶的氧气面罩，左手边的油门杆，挡风玻璃上细细的加热丝。

    这个梦反反复复出现了许多次。有时候一连几天都是同样的画面，同样的背影，同样沉默的驾驶舱。她甚至习惯了，闭眼前甚至会想，今晚是不是又要跟着那个机长飞一趟了。她从来没想过这梦会变成别的什么。

    直到那天夜里。

    那是四月里的一天，北京已经开始热了，屋里闷得很，墨染开着窗睡的。窗帘被风轻轻吹着，把窗外霓虹灯的光筛成一片一片的红蓝，在天花板上慢慢移动。

    十点多，她关了灯，躺在床上。意识正在迷离，半梦半醒之间，她模模糊糊地睁开眼，往门的方向看了一眼——

    门把手上闪着一道寒光。一把长柄西瓜刀，刀刃雪亮，从门缝里伸进来，像是有人握着它，隔着门板往里刺。刀身的弧度弯弯的，顶端尖尖的，刀背上有一排细细的锯齿。霓虹灯的光扫过刀刃，反射出一道刺眼的白线，从天花板划过墙壁，像一道闪电。

    墨染猛地睁大眼，刀消失了。门把手上什么都没有。她揉了揉眼，以为自己看花了——门关着，插销插得好好的，日光灯的开关在墙上，橘黄色的。她正要闭眼，那把刀又出现了。这次更亮，刀身上的反光刺得她眼睛一疼，像有人拿手电筒直直地照过来，白花花的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了。

    她一把从床上坐起来，伸手去摸墙上的开关。手指发抖，按了两下才按准。日光灯闪了两下，“嗡”的一声亮了，光线白得刺眼。屋里什么都没有，衣柜，桌子，椅子，都在原来的位置上，静悄悄的。可她心跳擂鼓一样砸着胸膛，耳朵里全是自己“咚咚咚咚”的声音。她想喊周哥，嘴张了张，没出声。

    她慢慢下了床，赤脚踩在地板上，脚趾头冰凉。客厅里周哥他们还没睡，能听见综艺节目的笑声，一阵一阵的。她一步步走到门口，侧耳听了听，然后深吸一口气，把门拉开一条缝。走廊里什么都没有，客厅的灯光从门缝漏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条长长的光带，一直延伸到床脚。

    她骂自己疑神疑鬼，关灯躺回去，把被子拉到下巴，强迫自己闭眼。心跳还是很快，她开始数自己的呼吸，一吸，一呼，一吸，一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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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再次模糊。迷糊中，她感觉到卧室里多了一个人。

    不是声音，不是气味，是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像有一根冰凉的针从后脑勺扎进来，顺着脊椎骨一路往下滑，滑到尾椎骨的时候，她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她猛地睁开眼。

    衣柜前面站着一个男人。

    背对着她，脸朝大门，左手握着一把雪亮的西瓜刀。刀身上有暗红色的渍迹，分不清是锈还是血，顺着刀刃往下淌，一滴一滴落在地板上，留下一个小小的圆印。那人穿着一件破烂的制服，破得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藏蓝色褪成了灰白，布料撕裂，一道一道的口子从肩膀一直裂到腰际，露出底下青黑色的皮肤。制服的铜扣子掉了大半，只剩最黄色，像贴上去的旧胶带。浑身是伤，脸上、脖子上、手背上，到处都是深深浅浅的疤痕，有的已经愈合，有的还翻着暗红色的肉，像是被什么利器反复割过。他的头发乱糟糟地垂着，遮住了脸，只露出灰白的耳廓和右边肩膀上一个大面积的烧伤疤痕。窗外霓虹灯的光透过窗帘，在他身上投下忽红忽蓝的光斑，那些疤痕在变幻的光线里忽隐忽现，像活的一样，一张一合。但他手里的刀一动不动，刀尖朝下，直直地指着地板。

    墨染认出了那个背影。藏蓝色的制服，四道金杠，微微佝偻着的肩膀——他就是梦里那个机长。梦里他坐在驾驶舱里，永远只给她看一个沉默的背影。现在他站在她的衣柜前，还是只给她看一个背影。可这次不是梦。

    墨染的喉咙里爆发出一声尖叫。那声音又尖又长，在狭小的卧室里来回弹了好几次，震得窗户都在嗡嗡响。她自己都被那声音吓了一跳，像是什么东西从她身体里硬生生撕出来的。客厅里周哥大嫂听见了，脚步声急匆匆地响过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墨染从床上滚下来，连滚带爬地扑到门口，浑身发抖，手指顺着门板往下滑，指甲在木头上刮出细细的凹痕。她哭喊着，声音全变了调，不像人的声音：“把门撞开！我屋里有人！有鬼！”

    周哥在外面犹豫了一下。那犹豫很短，可能不到一秒，可在墨染听来像过了一整年。然后他喊了一声：“你让开！”跟着就是一脚。“咣——”门框上的灰簌簌往下掉，门板往里面弹了一下，又合上了。“咣——”第二脚，门撞开了。

    日光灯拉了一下才亮起来，“嗡——”的一声，光线白得刺眼。衣柜前空空荡荡，只有一排衣架在微微晃动，衣架上的衣服轻轻摆了几下，像是有什么东西刚从旁边擦过去。地板上什么都没有，没有血，没有刀，连那个小小的圆印也不见了。窗外霓虹灯的光还在慢慢转，红蓝交替，在天花板上画出缓慢移动的光斑。

    墨染瘫在床边，浑身湿透了。头发贴在脸上，睡衣后背湿了一大片，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的。她大口大口地喘气，喉咙里还带着哭腔，腿软得站不起来。周哥站在门口，脸色铁青，手里还攥着手机，拇指按在紧急呼叫键上。大嫂躲在周哥身后，探出半个脑袋，脸白得像纸，嘴唇没有一点血色。

    等墨染喘匀了气，她把那夜的梦、前些天的敲门声、门把手上的刀、还有刚才衣柜前的男人，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她说那个背影她太熟了，在梦里跟了几个月，藏蓝色制服，四道金杠，微微佝偻的肩膀，就是他。她说到最后，声音已经不抖了，可手指还在不停地搓着被角。

    周哥点了一根烟，站在窗口抽。他吸了两口，手在抖，烟灰掉在窗台上，他也没弹。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墨染以为他不会开口了。然后他说：“你记不记得，前些天有人狠狠砸门那次？我开门出去，楼道里一个人也没有。可开门的一瞬间，一阵冷风从外面灌进来，从我身边擦过去，直往里屋去了。我当时浑身打了个寒颤，还以为是对面窗户透风。”他猛吸了一口烟，烟头的红光一下子烧到过滤嘴，烫了一下他的手指，他也没有缩手，“那阵风——是凉的。不是冬天的那种凉，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凉，像有人在你脖子后面贴了一块冰。”

    大嫂在旁边脸都白了，手里的水杯“铛”的一声磕在茶几上，水洒了出来，她也顾不上擦。

    他们当晚就决定搬家。谁也没有犹豫。周哥连夜给几个朋友打了电话，凌晨一点多，他们叫了一辆货拉拉，把行李一件一件搬下楼。电梯里谁也没说话，只有货拉拉的司机在电话里一个劲问“到底去哪里”。搬走的时候，墨染最后一个离开。她站在空荡荡的卧室里，看了最后一眼。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白色的墙上，照在空无一物的衣柜里，照在门后那一排浅浅的指甲划痕上。什么也没有。可她知道，那天晚上门开了以后，有什么东西进来了。

    它一直没走。直到他们离开那间屋子。

    后来墨染再也没有做过那个梦，也没有再见过那个机长。她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为什么缠上她，那把刀是冲着她来的，还是冲着门外的什么人。她甚至不确定那天晚上她看见的，到底是那个机长，还是别的什么。

    她只知道一件事：那天晚上，门开了。有什么东西进来了。而它选择在她快要睡着的时候出现——在意识最模糊、理性最薄弱、防备最低的时刻。不是偶然。它一直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