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笑声是从走廊尽头传来的。起初很轻，像风吹过铃铛，又像有什么东西在地板上缓慢地爬行。我停下脚步，攥紧了手里的病历夹。凌晨两点十七分，妇产科的走廊空无一人，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电流声，把整条走廊照得惨白。

    

    “咯咯……咯咯咯……”

    

    我确定自己没有听错。那是一个婴儿的笑声，清澈、透亮，带着某种让人头皮发麻的欢愉。可问题是，这个点了，妇产科的所有婴儿都应该在睡觉。我在这层楼当护士三年了，从没见过哪个婴儿会在凌晨两点笑得这么开心。

    

    “小陈？”我试探着喊了一声，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弹了几下，又折返回来。没有回应。走廊两侧的病房门都关着，门上的玻璃观察窗透出昏黄的夜灯光芒。我缓缓朝走廊尽头走去，脚步声被地毯吸收了大半，只剩下橡胶鞋底和地面轻微的摩擦声。

    

    笑声越来越清晰了。它从护士站的方向传来，那个L形的拐角后面，是我的办公室。我加班整理档案，同事们早就下班了，整层楼就剩我一个。本来这是常事，我单身，租的房子又小又吵，还不如在医院待着清净。可今晚不一样。今晚那笑声让我从脊椎骨开始发凉，一直凉到后脑勺。

    

    我拐过弯，护士站空荡荡的。桌子上的电脑还亮着屏，屏保是医院的宣传标语——呵护生命，关爱母婴。旁边的水杯里还有半杯水，是我傍晚泡的茉莉花茶，现在已经凉透了。笑声停了。我站在原地等了几秒，心跳声在胸腔里擂鼓一样地响。然后我注意到，走廊尽头的楼梯间门开着一条缝，有风吹过来，带着一股奇怪的气味——不是消毒水的味道，不是药物的味道，更像是某种腐朽的花香，甜腻得让人发晕。

    

    我走过去准备关门，却在门缝里看到了一个人影。

    

    那天晚上，我本该加完班就走的。我本该在听到第一声笑的时候就掉头跑掉。我本该做很多事，但都没有。因为我看到了那个人影——一个女人，穿着白色连衣裙，站在楼梯间往下的转角平台上，背对着我。她的头发很长，黑得像墨汁浇筑的瀑布，垂到腰际，在楼梯间昏黄的声控灯光下泛着不真实的光泽。她怀里抱着什么东西，一个襁褓，白色带蓝边的襁褓。

    

    声控灯灭了，楼梯间陷入黑暗。我屏住呼吸，不敢动，也不敢出声。过了几秒，灯又亮了，那个女人还站在那里，姿势没有任何变化。我的理智告诉我应该转身走开，应该回到办公室收拾东西下班，把这当成一个加班到深夜产生的幻觉。但我的身体没有听理智的话。我推开了那扇门。

    

    门轴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像是被人掐住了嗓子。那个女人慢慢转过身来。

    

    我用全部的职业素养保证，接下来我看到的东西不在任何一种医学教科书的记载范围内。那张脸是苍白的，不是贫血的那种白，不是受惊吓的那种白，而是一种已经失去所有生命迹象的白。嘴唇是青紫色，眼睛闭着，睫毛又长又翘，像洋娃娃一样。她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五官精致得不像真人，倒像是一幅工笔画。她怀里的襁褓动了动，发出了一声轻轻的、满足的叹息。

    

    “你好？”我的声音小得几乎只有自己能听见。

    

    她没有回答。但我注意到她的嘴角微微上扬了一点，就那么一点，刚好构成一个笑容。一个让室温柔降了两度的笑容。声控灯又灭了。这一次过了很久都没有再亮起来。黑暗中，我听到了脚步声，轻轻的、赤脚踩在水泥台阶上的声音，一步一步朝上走来。我没有跑，不是我胆子大，而是我的腿完全动不了了。那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近，近到我能感觉到一股寒气扑面而来，近到那股腐朽花香的甜腻气息几乎让我窒息。

    

    然后，我听到了那个婴儿的笑声。这一次，它就在我耳边。很近，近得不像是从襁褓里传出来的，更像是有什么东西趴在我肩膀上，对着我的耳朵在笑。

    

    灯亮了。走廊里空无一人，楼梯间的门关得严严实实。

    

    我从那家医院辞职，是在七天之后。

    

    不是因为我胆子小。我在妇产科干了三年，见过顺产时撕心裂肺的叫喊，见过剖腹产手术台上的血，见过新生儿窒息时的抢救，见过产妇大出血时地上一滩一滩的红色。我自认为自己的神经足够粗壮，足以应付这份工作带来的一切冲击。但那晚之后，我再也无法直视走廊尽头的楼梯间了。每次路过，我都会闻到那股甜腻的腐朽花香，都会听到若有若无的笑声，像是有人在门后面窃窃私语，等着我再次推开门。

    

    同事们注意到了我的异常。护士长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说没事，就是最近失眠。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奇怪，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后来我才知道，她那个眼神不是担心，是犹豫。她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我一些事情，关于这层楼，关于那个楼梯间，关于那些我本该在入职第一天就知道的传说。

    

    新来的实习护士小周比我勇敢。至少她表现得很勇敢。那天中午在食堂，我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她端着盘子跟了过来，一屁股坐在我对面，筷子都没拆就开始说话：“林姐，我听说你昨晚一个人加班到很晚啊？”

    

    “嗯，月末要交的报表多。”

    

    “那……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她的眼睛亮晶晶的，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兴奋。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你指什么？”

    

    “就那种事啊。”她压低声音，身体前倾，“妇幼保健院的传说，我实习之前就听说了。专门接收高危产妇的公立医院，每年接生那么多孩子，总会有那么几个……不太平的吧？”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你听谁说的？”

    

    “我们学校上一届的学姐，她在这家医院实习过一年。她说这栋楼是九十年代建的，地基以前是个乱葬岗，后来平了盖了医院，但有些东西平不掉。”说到这儿她停了一下，左右看了看，确认附近没人，才继续说，“学姐说她亲眼见过，凌晨的走廊上，有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抱着孩子在走，走得特别慢，像飘一样。她说那女人走路的姿势有问题，正常人走路是脚跟先着地，那女人是脚尖，像是芭蕾舞演员踮着脚走，但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手里的筷子差点掉在桌上。不是因为她说的内容有多吓人，而是因为她说的是“穿白裙子的女人”。我看到的那个女人，穿的就是白裙子。

    

    “小周，”我说，“你学姐有没有说过，那个白裙子女人后来怎么样了？”

    

    “她说只要不跟那女人对视就没关系。那女人会一直走，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走到楼梯间就消失了。但如果有人看到她的脸……唔，学姐说她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从来没有人看到过她的脸。她觉得那应该是好事，不然看到的人一定会说的吧？”

    

    我没说话。我想到了那张苍白的脸、紧闭的双眼和微微上扬的嘴角。我看到了。我不仅看到了她的脸，还看到了她的笑容。她已经在这七天里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这样安慰自己。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没有婴儿在凌晨两点大笑，没有穿白裙的女人出现在走廊上，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以为我看到她的脸，这件事就算完了。我以为那些传说中的规矩——不能对视，不能靠近，不能说话——我都犯了，但我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我以为我已经安全了。但就像所有恐怖故事里的笨蛋一样，我忘了一件事。有些东西，你一旦看到了，它就也看到你了。

    

    第七天的晚上，我下班回到出租屋。房子不大，一室一厅，在六楼，没有电梯。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大半年，房东迟迟不修，我习惯了摸黑爬楼。那天晚上我爬得很慢，因为白天站了太久，小腿酸胀得厉害。到了六楼，我掏出钥匙开门，钥匙刚插进锁孔，我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是笑声。婴儿的笑声。

    

    我的后背瞬间贴上了防盗门。走廊里漆黑一片，我什么都看不到，但那个声音就在我身后，不远不近，像是从五楼半的转角处传来的。“咯咯咯”的笑声在狭窄的楼道里来回弹跳，忽左忽右，忽远忽近，让人完全无法判断它的确切位置。我的手在抖，钥匙在锁孔里左右乱捅，好不容易拧开了门，我闪身进去，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上了两道锁。

    

    笑声停了。

    

    我靠在门上大口喘气，心跳快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客厅没有开灯，窗帘也没拉，窗外的路灯光透过纱窗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片模糊的方格光影。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沙发、茶几、电视柜，都是我今天早上出门时摆好的样子。冰箱嗡嗡地响着，空调外机在窗外发出低沉的运转声。

    

    我慢慢从门上滑坐到地上，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告诉自己那只是楼下哪户人家的小孩在哭。不对，不是哭，是笑。但那又如何？这栋楼住了那么多户人家，有小孩很正常。婴儿半夜醒来笑两声也很正常。一切都有合理的解释。我没必要自己吓自己。

    

    就在这时，我闻到了那股气味。甜腻的，腐熟的，像是盛夏里被太阳暴晒了一整天的花朵散发出的味道。不是从门外传来的，是从房间里传来的。是从我的卧室里传来的。

    

    我应该跑的。我应该夺门而出，冲到楼下，跑到大街上，找一个灯火通明、人来人往的地方待到天亮。但我没有。我鬼使神差地站了起来，鬼使神差地朝卧室走去，一步一步，像是在梦游。卧室的门半开着，我伸手推开它，门板无声地向内移动，露出里面昏暗的空间。床铺整齐，被子叠好了放在床尾，枕头上有我昨晚睡觉留下的轻微凹陷。窗帘拉了一半，窗外的路灯光把街对面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投在对面的墙上，枝叶在夜风中微微晃动，像一个巨大的人在缓缓挥手。

    

    什么都没有。我几乎要笑出来了。真的是自己吓自己。那股气味也散了，也许只是窗外的槐花开了，被风吹进来的味道。

    

    然后我听到了洗手间的水声。

    

    很小，像是有水滴从高处落入水面，发出清脆的回响。我的公寓的洗手间，在卧室的右手边，门没关严，有一道大约两厘米的缝隙，透出里面微弱的白光。是抽水马桶的水箱在回水吗？不，那个声音不是回水，回水是有节奏的，滴答，滴答，滴答。我听到的不是这种声音。是无序的，一下轻，一下重，像是有人用手舀起水来，又让水从指缝间流回水面。

    

    我走近那扇门。每一步都像是在泥沼中跋涉，双脚沉重得不像自己的。门缝里的白光忽明忽暗，像是什么东西在那盏日光灯前面来回经过，遮挡了一部分光线。我伸出手，指腹触到了门板冰凉的表面。轻轻一推，门开了。

    

    洗手间的灯亮了。洗手池的水龙头没关，流出来的不是水，是黑色的、黏稠的、像是机油一样的东西。它不断地从水龙头里涌出来，溢满了洗手池，顺着台面往下淌，在地砖上汇成一小滩，慢慢朝我的脚边蔓延。但那不是油。我闻到了那股腐熟的花香，浓烈到几乎让人呕吐的程度，和着另一种味道——极其微弱的、若有若无的血腥气。

    

    洗手池里有什么东西在动。

    

    我往前走了一步。就一步。然后我看到了。洗手池的水面上，在那层黑色黏稠液体的拳头那么大。它在液体里缓慢地翻转，像是一个被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又像是一个尚未成形的、蜷缩着的生命。然后这个形状展开了。它伸出了一只手，五根手指细得像蜘蛛腿，在黑色的液体里划动，抓住了洗手池的边缘。

    

    它抬起头来。

    

    那不是一个婴儿。不完全是。它的身体小得不成比例，但头却大得畸形，皮肤是半透明的，巨大的凹陷，没有眼球，只有深不见底的黑色空洞。它用它没有眼珠的眼睛看着我，嘴巴慢慢地、慢慢地咧开，露出没有牙齿、没有舌头的口腔，那个黑洞一样的口腔里发出了一声笑。

    

    “咯咯咯。”

    

    我尖叫着后退了两步，撞在了门框上。那个东西从洗手池里爬了出来，动作慢得诡异，像是一个被按了0.5倍速播放的视频。它用细得惊人的四肢支撑起那个不成比例的大头，一步一步朝我爬过来，每爬一步，身体就会以不可能的角度扭曲一下，像是一具被随意拼接的骨架外面包了层皮。它的嘴巴始终咧着，笑声持续不断地从那个没有舌头的喉咙里涌出来，咯咯咯咯咯，像一个坏掉的音乐盒。

    

    我转身就跑。我跑出卧室，跑过客厅，冲向大门。我手忙脚乱地打开一道道锁，拉开门的瞬间，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不是楼道里那种坏了大半年的声控灯，而是这栋楼每层走廊都有的那种方形吸顶灯。它亮了，把整条走廊照得雪亮。

    

    走廊尽头站着一个女人。白裙子，长头发，赤着脚。她低着头，脸被垂下来的头发遮住了大半，只能看到下巴。她的手里没有襁褓。她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地站在走廊尽头的阴影里，灯光的照射范围刚好到她面前一步的距离，像有一条无形的线画在那里，她跨不过去，也不想跨过来。

    

    我身后的卧室里，婴儿的笑声还在继续，一声比一声近，一声比一声刺耳。走廊尽头的女人慢慢抬起了头。她的脸从头发后面露了出来。和七天前一样苍白，一样精致，一样不真实。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非常非常显着的区别——她的眼睛睁开了。

    

    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没有眼白，没有瞳孔，整个眼眶里是纯粹的、彻底的黑色，像是两个被挖空了又被某种液体重新填满的深洞。她的嘴巴也张开了，嘴唇无声地翕动着，像是在说什么，又像是在咀嚼什么。

    

    我站在门口，前面是那个女人，后面是那个东西。走廊里的声控灯灭了又亮，灭了又亮，在她身上投下闪烁不定的光。她的嘴唇动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快到不合常理，快到像是一个加速播放的视频。然后我终于看清了她在说什么。她一直在重复同一句话，同一个短短的词组。

    

    她说的是——“还给我”。

    

    第二天早上，我被邻居的敲门声惊醒。我躺在大门口的地板上，浑身冰凉，防盗门大敞着，走廊里晨光熹微。邻居大妈一脸关切地看着我，问我是不是忘了关门，说看到我躺在门口吓了一大跳。我坐起来，脑子像被人用搅拌机搅过一遍，每一个脑细胞都在尖叫着抗议。卧室里一切正常。洗手间一切正常。没有黑水，没有那东西，没有花香。我拉开窗帘，阳光照进来，把房间里每一个角落都照得清清楚楚。什么都没有。

    

    也许真的只是一个梦。一个过于真实、过于逼真的噩梦。我这样告诉自己，在那几天里反复地这样告诉自己，说到最后连自己都快要信了。但我最终还是没能在那个出租屋里再住下去。我搬了家，换到了城北一个朋友合租的公寓里。我把公寓里的东西打包带走的时候，在衣柜最里面的角落里，发现了那个白色带蓝边的襁褓。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到那里去的。我从来没有买过婴儿用品。我没有结婚，没有男朋友，甚至连宠物都没养过。但那个襁褓确确实实就在我的衣柜里，叠得整整齐齐，上面有一股淡淡的香味。不是化学洗涤剂的香味，是那种我说的腐熟的花香。

    

    我把它扔了。扔进了楼下的大垃圾桶里，还特意在上面压了几袋垃圾。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经过那个垃圾桶，下意识地往里看了一眼。襁褓不见了。

    

    我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真的以为。我换了工作，换了城市，从北到南，跨越了一千多公里。我删掉了所有和前同事的联系方式，注销了原来的社交账号，甚至换了一个手机号。我以为只要跑得够远，就能把那些东西甩在后面。我以为那些东西只能待在原地，待在医院的那个楼梯间里，待在我出租屋的那个洗手池里。我以为它们是死人，而我是活人，活人只要不停脚地往前走，死人终究会被远远抛在身后。

    

    我错了。

    

    两个月后，我在新城市新医院新科室的办公室里整理病历。我换了一家综合医院的急诊科，不再做妇产科护士了。我以为换个科室就能切断所有的联系，就能假装那两个月前的三个星期只是一段可以抹去的记忆。那天晚上我独自值夜班，急诊大厅里人来人往，嘈杂得像个菜市场。醉酒打架的、吃坏肚子的、发高烧的，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进推出，忙得我脚不沾地。等到凌晨一点多，病人终于少了，我坐在护士站里，把双脚从挤脚的护士鞋里解放出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急诊大厅的灯是白色的日光灯。走廊里则是淡黄色的暖光，据说是为了营造一种相对温馨的氛围，减轻病人的紧张感。两种颜色在护士站这里交汇，形成一道清晰的分界线。我坐在这边，暖光那边。

    

    有人在走廊那头按了呼叫铃。声音不大，但在空旷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清晰。急诊科的走廊不像普通病房那样长，它是一条大约三十米的直道，两侧是留观室和清创室。走廊尽头的墙上嵌着一盏壁灯，灯光昏暗，照不出什么东西来。我看了一眼走廊，没有人。呼叫铃又响了一下，这次声音更大了些，像是在催我。

    

    我站起来，穿上鞋，拿起手电筒——我不知道为什么拿手电筒，急诊科的走廊灯光明亮，根本不需要手电筒。但我就是拿了，像是身体比大脑更早意识到了什么不对劲。我沿着走廊朝里走，鞋底擦过地板砖发出细碎的声响。两侧的留观室门都关着，透过门上的玻璃窗可以看到里面病床上熟睡的病人。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很安静，安静得有点过分了。急诊科再安静也不该安静成这样——听不到心电监护的滴滴声，听不到空调外机的嗡嗡声，连走廊尽头的壁灯都安静得像一幅画。

    

    走廊不应该这么长。三十米的走廊，按照正常步速，半分钟就能走到头。但我走了快一分钟，感觉还没有走完一半。走廊在变长。它在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拉伸自己，像是一条正在被拉长的橡皮筋。两侧的门也在变多，从原本的四扇变成了六扇，八扇，十扇，每一扇都长得一模一样，白色的门板，长方形的玻璃窗，窗后是昏黄的灯光和看不清面容的病人。

    

    我停下脚步。走廊还在继续变长。

    

    壁灯那里亮了一点。不是因为它的功率变大了，而是因为它变近了。它不是在向我的方向移动，我确定，是我在向它的方向移动，尽管我已经站定不动。就像这条走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传送带，正在把我往某个方向输送，而我还以为自己是站在原地。

    

    壁灯隔了大概三十米。但那个数字在缩小，二十五米，二十米，十五米，每一次我眨眼的工夫，距离就会拉近一些。十米。我看到了白色连衣裙的下摆。五米。我看到了垂到腰际的黑色长发。三米。我看到了那张苍白的面孔。

    

    她的眼睛是闭着的。谢天谢地，她的眼睛是闭着的。

    

    她站在壁灯正下方，白色连衣裙的下摆在静止的空气中纹丝不动，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内部撑开了一样不自然。她的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掌朝外，十根手指以一种不可能的角度向后弯折，指尖几乎要碰到手腕。她没有抱着襁褓。她什么都没有抱，但她微微隆起的腹部把她连衣裙的布料撑出了一个圆润的弧度。

    

    她怀孕了。

    

    这个认知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让我从头凉到脚。不是因为她怀孕了这件事本身有什么可怕，而是因为她腹部的弧度太平整、太完美了，完美得不像一个真正的孕妇的肚子，更像是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用来模拟怀孕的某种道具。而那层布料里面的小东西伸了个懒腰，胎动一下，又缩了回去。

    

    隔着大概两米的距离，我盯着她的肚子。那个肚子又动了一下，比刚才更大一些，布料被撑出了一个小鼓包，像一个拳头大的东西在里面顶了一下。然后我听到了那个声音。

    

    “咯咯咯。”

    

    不是从她肚子里传出来的。是从我身后传来的。

    

    我来不及转身，甚至来不及回头。护士站的电话响了，不是走廊里的呼叫铃，是外面大厅里的座机，那种老式的铃声，叮铃铃铃叮铃铃铃，在死寂的空间里炸开，像是有人在我耳边放了一串鞭炮。走廊的异变在铃声响起的那一秒内全部消失。三十米，四扇门，壁灯昏黄，空调外机嗡嗡响。一切恢复正常。那个女人也不见了。

    

    我跑回护士站，拿起电话。那头没有人说话，只有一种声音——轻微的、有节奏的水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舔舐话筒。我喂了好几声，对方挂断了。我放下话筒，看到自己的手背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电脑屏幕右下角的时间显示凌晨三点零三分。急诊大厅的玻璃门外，夜色浓得像墨汁。

    

    电话又响了。我拿起来，这次我听到了哭声。不是婴儿的笑声，是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断断续续，夹杂着含混不清的话语。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只能听出几个词——对不起。我喊了几声，没有人回应我，哭声持续了大约半分钟，然后戛然而止，像被人按了暂停键。

    

    我放下电话，坐在椅子上，把脸埋进了手心里。我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某种更深层的东西——一种从骨髓深处渗出来的、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战栗。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一个我早该想到但一直没有去想的问题。那个女人是谁？那个总是出现在深夜、总是抱着婴儿或者怀着婴儿、总是对我微笑或者对我说还给我的女人，她是谁？她和我的生活之间，到底存在什么联系？

    

    我想不起来。我的记忆从两个月前那个夜晚开始，在此之前的一切都很模糊。我记得自己是一家医院的妇产科护士，记得自己单身租房，记得同事的大概轮廓和名字。但更早的记忆呢？我怎么到这所城市来的？我在这座城市待了多少年？我有没有谈过恋爱？我上一次回家看父母是什么时候？

    

    我的记忆像一本被撕掉了前面大半的书，只剩下最后几十页残破不全。我忽然意识到，我记不起自己二十六岁生日是怎么过的。我甚至想不起自己确切的生日是哪一天。我清醒地知道有这些记忆，它们就应该在那里，在脑海里的某个位置，但每当我试图去抓住它们，它们就像水中的倒影一样碎裂消散，只剩下一些无关紧要的碎片。

    

    关于那个女人的记忆也碎在那些缺失的书页里。我知道她很重要，我知道她和那声婴儿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我说不出这就是为什么。我只能感觉到恐惧，一种无来由的、原始的本能的恐惧，像是兔子看到天上鹰的影子时那种僵硬，像是鱼感知到水流中捕食者的气息时那种慌乱。

    

    我的身体记得一些事情，但我的大脑把这些事锁了起来。

    

    那一夜之后，我开始失眠。不是那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普通失眠，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更可怕的失眠——我不敢闭上眼睛。因为每次闭上眼睛，我都会听到那个婴儿的笑声。有时很远，有时很近，有时从四面八方同时涌来，像一个无形的包围圈在逐渐收缩。偶尔我也会在将睡未睡的半梦半醒之间看到一个女人的轮廓，她在我的床边站着，低头看着我，长发垂落下来，扫过我的脸颊，冰凉的、潮湿的，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

    

    她离我越来越近了。第一周，她站在走廊尽头。第二周，她站在客厅阳台。第三周，她站在卧室门口。她一步一步地接近我，缓慢但坚定，像一个永远不会停止的倒计时。我不知道她最终会走到哪里，但我知道那一天不会太远了。

    

    失眠的第四天，我的身体终于撑不住了。那天值完夜班回到住处，我连衣服都没脱就倒在床上，失去了意识。我没有做梦，或者说我以为自己没有做梦。但当我在凌晨不知几点的时候被冻醒时，我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一个房间。很小的房间，大概只有十平方米。墙壁是白色的，地板是白色的，天花板上悬着一盏日光灯，嗡嗡作响。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扇关着的门，门把手是那种老式的圆形金属旋钮。空气很冷，冷得我能看到自己呼出的白气。

    

    我坐起来，低头看到自己身上穿着一条白色连衣裙。不是我的衣服。我从来不穿裙子，这条裙子却妥帖地裹在我身上，像是量身定做的。我抬起手，日光灯的光线下，我的手显得异常苍白，手背上青色的血管隐隐可见。

    

    这不对。

    

    我挣扎着站起来，脚下是冰凉的水泥地面。我的脚是赤裸的，脚趾头冻得发白。我走到门前，试着转动门把手，它纹丝不动。我就拍了拍门板，厚实的木料发出沉闷的响声，像在拍一堵墙壁。没有人回应。房间里的温度似乎在继续下降，我的牙齿开始不受控制地打颤。

    

    然后我听到了声音。不是笑声，不是哭声，是水声。哗啦哗啦的水声，像是有人在隔壁房间里放水，水量很大，水压很足，冲刷着什么东西。我感觉脚下的地面在微微震动，似乎是水管在墙壁里面剧烈地脉动。

    

    水声持续了很久。久到我的脚底已经失去了知觉。就在我以为这声音永远不会停止的时候，它忽然停了。彻底的、完全的安静，安静到我能听到自己血管里血液流动的声音。

    

    吱呀——

    

    门开了。不是被我打开的，是从外面被推开的。门板无声地向内移动，露出外面一片浓稠的黑暗。那股腐熟的花香铺天盖地地涌了进来，浓烈得像是固体，我能尝到它在舌尖上的甜腻味道。黑暗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不是走路的声音，是一种更柔软的、更湿润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在地面上拖行。

    

    我后退了一步，后背撞上了墙壁。面前的黑暗里，一只手伸了出来。不是纤细苍白的美丽的手，是一只腐烂的、变形的手，有一部分皮肤已经脱落，露出片灰褐色指甲又长又弯，像是某种爬行动物的爪子。这只手慢慢地、一节一节地从黑暗中探出来，每伸出一寸，空气里的腐败气味就浓一分。然后是手臂，前臂的皮肤上布满了深紫色的尸斑，像是地图上的大陆板块。然后是肩膀，锁骨从皮肤

    

    那个女人从黑暗里走出来。

    

    她不再是白裙子的苍白的美丽女人了。她的面容腐烂了大半，左半边脸几乎只剩下骨头，右半边脸上还残存着一些皮肤，但已经变成了灰绿色，像是长了霉菌的皮革。她的嘴唇完全烂没了，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上下咬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永恒的、僵硬的微笑。她的眼球还在，但在眼眶里摇摇欲坠，像是两颗快要从果盘里滚出来的葡萄。

    

    她隆起的腹部还在。比上一次我看到时大了许多，大得不像话，大到和她的身体比例完全失衡，大到让人担心那个薄薄的肚皮随时会被从里面撑破。她的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剧烈地动，不是轻柔的胎动，是狂躁的、暴力的挣扎，像是在里面进行着一场殊死的搏斗。撑，撑起一个鼓包，在她的肚皮上移动，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急切地寻找着出口。

    

    那东西在她肚子里笑。

    

    隔着那层薄而透明的肚皮，我能清楚地看到那东西的形状——不是正常的胎儿的形状，它的头太大了，四肢太细了，像一只没有完全变态的蝌蚪，挣扎着回到这个世界。它用那个不成比例的大头一下一下地撞击着母亲的肚皮，把皮肤撑得像一张快要破裂的纸。每一次撞击，那个女人就会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不是痛苦的呻吟，而是满足的、愉悦的呻吟，像是某种邪教的祷告。

    

    我退无可退，后背死死地贴着墙壁。她朝我走来，腐烂的赤脚踩在水泥地面上，留下暗色的水渍。她每走一步，肚子里那东西就叫一声，咯咯咯，咯咯咯，像是在为我俩的重逢奏乐。她的下巴张开到人类不可能达到的角度，露出一张黑漆漆的洞口，没有舌头，没有喉咙，只有无尽的黑暗。右半边脸上残存的皮肤扯动了几下，做出了一个表情——如果你能称之为表情的话。

    

    她说的话，我终于听清了。

    

    不是还给我。是另外的、完全不同的、让我血液凝固的一句话。

    

    她说的是——“你还给我”。

    

    一字之差。前者是在向别人索要，后者是在向我索要。主语是她，宾语是你。那个你，是我。

    

    她的意思是，我拿了她的东西。或者说——是我害她变成这样的。

    

    日光灯灭了。

    

    黑暗中有湿冷的手指抓住了我的手腕。

    

    我尖叫着醒来，浑身湿透，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不是因为汗，是我真的湿了。我的床上湿了一大片，床单、被子、枕头，全都被水浸透了。水是冰凉的，带着一股淡淡的腥味，不是血腥味，是羊水的味道。我在妇产科待过，我知道羊水是什么味道，就是那种咸腥的、微甜的、让人联想到生命起源的液体。

    

    而我的手腕上，有一个清晰的手指印。五个紫黑色的指印，深深地嵌在我的皮肤里，像是被烧红的铁钳烙上去的。我用另一只手摸了摸那些指印，皮肤是凉的，比周围的皮肤凉很多，像是那一小块区域的血已经被彻底抽走了。

    

    这些指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越来越深，越来越黑。它们不痛，也不痒，但它们在变化，像是有自己的生命。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看到那些指印的形状比前一天又扭曲了一些，手指的位置又偏移了一些，像是在缓慢地、坚持不懈地、一寸一寸地爬向我的脖子。

    

    我翻遍了所有的抽屉和柜子，找出了那些被我的大脑有意埋藏起来的东西。一个文件袋，旧的，边角已经磨损发黄，上面用圆珠笔写着我的名字和日期。我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把这个袋子塞在抽屉最底层，也不记得里面装了什么，但我知道这东西很重要，重要到我的潜意识花了很大力气把它藏起来，又花了同等力气逼我去找到它。

    

    打开袋子的时候，我的手在抖。

    

    几张照片，一份旧报纸的剪报，几张医院的病历单。照片上是一个女人，年轻漂亮，穿着白色连衣裙，站在一棵花开满枝的槐树下笑得灿烂。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裹着白色带蓝边的襁褓。婴儿的脸太小了，看不清五官，但能看到它在笑，嘴角上扬的弧度和她一模一样。

    

    报纸的日期是三年前的十月。头条新闻的标题字体加粗，占了半个版面——城东妇幼保健院发生离奇医疗事故，产妇与新生儿双双死亡。配图是医院的外景照片，黑白的，看起来很旧。文章的内容我逐字逐句地读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一刀一刀地剜着我的心脏。

    

    产妇名叫沈晚亭，二十五岁，孕三十九周，因胎位不正入院，预定进行剖腹产手术。手术过程中，麻醉环节出现异常，产妇心搏骤停，抢救无效死亡。新生儿在产妇死亡后两分钟娩出，严重窒息，转至新生儿科抢救，于当日深夜不治。事故调查组认定麻醉药物剂量计算有误，且术前评估存在重大疏漏，相关人员被追究责任。报道末尾列出了被追责人员的姓名。第一个名字，是当台手术的巡回护士。

    

    我的名字。

    

    我坐在一地散落的纸张中间，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空壳。那些缺失的记忆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了回来，每一个画面都清晰得残忍，残忍得像是有人把一把钝刀塞进我的心脏里慢慢地拧。

    

    那天手术台上的一切我都记得。我记起了产妇被推进手术室时脸上那种混合着期待和紧张的表情，记起了她对我说“医生，我有点害怕”时声音里微微的颤抖，记起了我握住她的手安慰她说“没事的，很快就结束了”时她手心的温度。我记得麻醉师和我核对药物剂量时我说了一句“没问题”，我记得我把那个数字从记录单上念出来的时候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我不记得那个数字是多少，但我记得那个数字是错的。我记得胎心监护仪上那条线忽然变平的时候我愣了一秒才反应过来这意味着什么。我记得他们切开子宫取出那个婴儿的时候手术室里没有哭声，安静得像是太平间。我记得那个婴儿被抱进新生儿科之后我一个人躲在厕所里吐了很久，吐到胃里什么都不剩，还在继续干呕。

    

    处分决定下来的时候我没有上诉。我没脸上诉。医院给了我一笔遣散费，条件是签一份保密协议，不对任何人提起事故的细节。我签了。我把一切和那场事故有关的东西塞进了一个文件袋，塞进了抽屉最底层，然后把自己的记忆也一并塞了进去。我换了城市，换了名字，换了一切可以换的东西，假装过去的那个我不存在。

    

    但有些东西不会因为你假装不存在就真的不存在。沈晚亭不会。她的孩子不会。那声婴儿笑更不会。它们一直都在，在我看不见的角落里，在我关上的门后面，在我合上眼睛之后的黑暗里，等着，等着，等着。等着我把一切都记起来，亲耳听到那句迟到了三年的、毫无用处的、对不起。

    

    那天晚上，我等来了一个访客。

    

    凌晨两点十七分，和那个最初的夜晚一模一样的时间点。我的公寓门锁咔嗒一声开了，门板缓缓向内移动，露出一片浓稠的黑暗。然后是一盏灯，在黑暗中亮起，不是日光灯的白光，是烛火的暖黄。一个女人捧着那盏灯走了进来，白色连衣裙，黑色长发，赤脚。她的脸上不再有腐烂和扭曲，那张脸是完整的、年轻的、美丽的，和照片上一模一样，和我在楼梯间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模一样。但这一次，她的眼睛是睁开的，不是两个黑色的空洞，而是两汪清澈的、带着浅浅褐色的、和生前一样的眼睛。

    

    她在我床前停下来，低头看着我。烛火在她的瞳孔里跳动，像是两颗小星星在她眼睛里跳舞。她的嘴唇动了动，但这次没有说话。她笑了，一个真正的、温暖的、让我几乎要忘记恐惧的笑。

    

    她怀里有一个襁褓。白色带蓝边的襁褓。襁褓里有一个婴儿，不是那个半透明的畸形的怪物，是一个真正的、普通的、可爱的婴儿。圆嘟嘟的脸蛋，粉扑扑的皮肤，闭着眼睛，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做一个很美的梦。

    

    她把襁褓递向我。我没有动。她又朝我伸了伸手，幅度很小，但足够让我明白她的意思。她在问我，要不要抱抱他。我的眼泪从看到她的那一刻就一直在流，无声无息地流过脸颊，浸湿了枕头。我慢慢地伸出双手，接过了那个襁褓。很轻，轻得像一团云，又很像那样重，重得像一个被压了太久的秘密终于从胸口卸下。

    

    婴儿在我怀里动了动，打了一个小小的哈欠，然后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又圆又亮，像是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玻璃珠。他看着我的脸，小嘴咧开了，露出了一个没有牙齿的笑容。

    

    他没有笑出声。他只是看着我笑，安安静静的，像是等了很久很久，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我抱着他，哭得浑身发抖，哭得喘不上气，哭得像一个三年前就该哭但一直没有哭出来的、被愧疚和恐惧堵住了泪腺的废物。那个女人站在烛火后面看着我，脸上的笑容慢慢收了起来，变成了一种更平静的、更复杂的表情。不是原谅，不是宽恕，更像是某种理解了之后的通透，像是穿过了一条漫长的隧道，终于站在了出口的光里。

    

    烛火灭了。灯亮了。房间恢复了正常。

    

    床单是干的，枕头上没有泪痕，手腕上的指印消失了，连皮肤上最后一丝凉意都散了。我躺在床上，双臂环抱着，怀里什么都没有。但我知道他来过了。那股若有若无的花香还萦绕在空气中，不是腐熟的甜腻，而是新鲜的、干净的、春雨洗过的槐花的味道。

    

    我从那天晚上起睡了一个好觉。一个整整八个小时、没有梦也没有中断的、沉得像溺水的觉。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条金色的线。我躺在床上看那条线很久很久，久到阳光从地板爬上了床单，爬上了我的脸颊，暖烘烘的，像一只手轻轻地抚摸。

    

    我搬回了原来的城市。没有犹豫，没有挣扎，像是终于停下了那些无谓的逃跑，转过身来面对自己留下的一切。我去了公墓。沈晚亭和她的孩子合葬在一块墓碑下，墓碑不大，灰白色的花岗岩，上面刻着两个人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母亲的名字在上面，孩子的名字在话要说，想了很多道歉的词，很多忏悔的话，很多我排练了无数遍的句子。但站在墓碑前的时候，我一个词都说不出来。

    

    我把一束白色的槐花放在墓碑前。花是新鲜的，上面还带着水珠，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碎钻一样的光。我知道三月的槐花不该开得这么好，这束花来得不合时宜，不合常理，但我就想送它。

    

    我在墓前站了很久，久到夕阳把整个墓园染成了橘红色。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一阵风吹了过来，很轻很柔，像是一个人的叹息。风把那束槐花的花瓣吹起来几片，在空中打了一个旋，落在了墓碑上刻着的那行字上面。

    

    “沈晚亭与爱子沈念之墓。”

    

    花瓣正好盖在那个“念”字上面。

    

    我蹲下来，把那几片花瓣轻轻拿开。墓碑上的字完好无损，但那个“念”字的最后一笔，在我指腹触到它的瞬间，微微地、几乎察觉不到地，热了一下。

    

    我笑了一下，把花瓣放在了一边，站起来，转身，走了。走出墓园大门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回头看了一眼。夕阳已经快要沉到地平线以下了，墓园里所有的墓碑都变成了黑色的剪影，像是大地上生长的沉默的森林。在那些剪影中间，有一个模糊的轮廓，白色的，纤细的，像是在对我挥手，又像只是风吹过时树枝的摇晃。远处隐约传来什么声音，很轻，很远，像是风穿过空房间的回响，又像是——一声婴儿的笑。

    

    但这一次，我没有害怕。因为那笑声里没有了怨恨，没有了执念，只有一种清澈见底的、干净到让人心碎的、仿佛在说再见的温柔。

    

    那笑声在晚风里飘了最后一下，然后散了，干干净净地，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