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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烛龙的第一壁材料能不能烧不裂。在逐日工程的月球基地能不能按期扎下去。在鲲鹏的下一轮解析能不能扒开附录里那些黄色高亮。在这个从泥里爬起来的群体，能不能在学会攥紧拳头的同时，也学会松开手。

    天上的眼睛继续看着。

    淡漠，耐心，不干预。

    但不再只是看着。

    它们刚刚动了手。很轻。轻到没人察觉。

    像一只蝴蝶落在肩膀上。

    你没感觉。但翅膀上的粉，已经沾上了。

    千禧年那场狂欢，林舟是从电视上看的。

    纽约时代广场，人挤人，彩带满天飞，大统领站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背后星条旗，两侧天竺葵，手指往天花板上一指——“从天上来。”底下的人疯了，喊USA喊得跟打桩似的。林舟端着搪瓷缸子，缸子里泡着高碎，看了一会儿，换台。莫斯科红场，雪积了半尺厚，喇叭放进行曲，风把声音撕成一条一条的。几百号人缩着脖子站在广场上，主持人喊新年快乐，底下应得有气无力。有个穿旧军大衣的老头从队伍里探出身子，往地上啐了一口：“天上有邻居？好啊，让他们下来帮我排队。”

    林舟把电视关了。

    机房外面，渤海湾的海面黑沉沉的。小周趴在隔壁桌上打呼噜，鲲鹏的终端屏幕还亮着，第三轮解析进度条走到百分之八十七。林舟端起缸子喝了口茶，凉的，苦得他皱眉头。他把缸子放下，站起来走到黑板前。黑板上“逐日”两个字还在，旁边一行小字——“灶膛。不是柴火垛。”最答。”

    他拿起粉笔，在“2010”后面划了一道杠，写上“2001-2004”。然后退后一步，看了看。

    四年。

    天上的人给四年。

    够干什么？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不够也得够。

    星条国那边的“星门”计划，宣传片拍得跟好莱坞大片似的。大统领在国会山拍桌子，说十年之内，星条旗插上火星。报纸上天天登，电视里天天播，连饮料瓶盖上都印着“火星2010”的字样。航天局的人穿着连体服在镜头前走来走去，背后是火箭模型和电脑渲染图，流线型外壳，蓝白色灯光，控制室全是大屏幕。记者问技术细节，他们说涉及国家安全。问预算，他们说自由世界的未来不能用钱衡量。问进度——他们说一切顺利。

    实际上呢？

    负责“星门”的副总管是个光头，叫格林，以前在军火公司干过。他手里攥着的不是火箭图纸，是预算表。第一次载人绕月实验，火箭刚点着火，助推器分离就出了问题。飞船在天上转了三圈，差点下不来。调查组查了三个月，结论是——密封圈。跟八十年代那回一样。换了供应商，省了三分之一的钱，结果省出一地鸡毛。

    格林把报告往抽屉里一塞，给上面打电话：“问题解决了。进度不受影响。”

    上面问：“什么时候能飞？”

    格林看了一眼日历。“三年。”

    挂了电话，他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桌上摊着火星计划的预算表，红色的超支项一串一串的，跟鞭炮似的。他把预算表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一行字——“宣传继续。研发暂缓。先保中期选举。”

    这是2001年的事。

    到2002年，“星门”的宣传机器已经开足马力。大统领的支持率往上涨了五个点，报纸上说他是“星际时代的领航者”。好莱坞拍了部电影，讲星条国航天员在火星上遇到外星人，外星人竖着大拇指说“USANuberOne”。票房炸了。电影首映礼上，格林坐在第三排，鼓掌鼓得手心发红。走出影院的时候，助理凑过来小声说：“绕月实验又推迟了。这次是导航系统。”

    格林脚步没停。“推到什么时候？”

    “明年。”

    “那就明年。”

    助理张了张嘴，没敢再问。

    2003年，绕月实验终于飞了。飞船在月球轨道上转了六圈，航天员隔着舷窗拍了张照片——月球表面，灰扑扑的，坑坑洼洼的。照片传回地球，各大媒体头版头条。大统领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对着镜头说：“这是人类的一大步——再次迈出。”没人提那飞船回来的时候差点烧了防热瓦。没人提火星计划已经从2010年悄悄改到了2015年，又从2015年改到了“适当的时候”。没人提航天局的工程师走了一半——被私企挖走的，工资翻倍。

    格林在年终总结报告里写：“星门计划持续推进中，各项指标符合预期。”报告交上去，批下来一笔追加预算。他用这笔钱又拍了一条宣传片，这次请了好莱坞导演，航拍，大场面，背景音乐用国歌变奏。片子播出去那天，时代广场又挤满了人。还是狂欢。还是USA。还是山巅之城。

    只是山巅上的人，开始往下掉砖头了。

    大统领的支持率在2004年初跌了。不是因为“星门”——“星门”还好好的，至少电视上好好的。是因为面包贵了，油价涨了，工厂关了，街上的人多了。东西海岸的精英们在讨论火星殖民地的法律框架，铁锈带的工人正在排队领救济。一边是星际时代，一边是铁锈时代。两个时代挤在同一个国家里，中间隔着一条裂谷。

    裂谷越来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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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记者写了篇报道，标题叫《火星很远，账单很近》。文章里列了一串数字——“星门”花了多少钱，够建多少所医院，够修多少座桥。文章发出来第二天，报社接到白宫的电话。不是采访邀请。是“建议”。建议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国家自豪感”上。

    报社主编把电话挂了。但文章也撤了。

    不是不想发。是不敢。

    与此同时，北极熊那边。

    克里姆林宫地下，克格勃头子的办公室里，烟灰缸又堆成了小山。桌上摊着几份报告。第一份，是索科洛夫遗书的完整版——档案加了三道锁，原件封存在地下室铁柜里，这是他第三次调阅。第二份，是驻外人员传回来的情报摘要，关于龙国的聚变进展。第三份，是一张人员流失统计表。

    他把第三份拿起来，又放下。

    表上列着一串名字。每个人名后面跟着一行小字：原单位，职称，去向，时间。去向那一栏，三分之二写着“龙国”，三分之一写着“星条国”。时间集中在最近四五年。这些人里，有搞火箭发动机的，有搞材料科学的，有搞低温物理的。都是顶尖的。都是拿过国家奖的。都是研究所关了以后，被人家用三倍工资、一套房子、一个实验室的条件挖走的。

    克格勃头子把烟掐灭，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莫斯科的雪还在下。四年前的雪落在地上积不住，化成泥水。现在的雪能积住了——不是天气变了，是街上的人少了。没人踩，雪就厚了。

    他想起索科洛夫遗书里那句话：“他们不是救主。”

    现在他明白了。索科洛夫说的是外星人。但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说别的。

    龙国也不是救主。

    龙国是买家。

    他们买人。买技术。买脑子。

    北极熊攒了七十年的家底——理论、数据、经验、人——正在被龙国人用硬通货一点一点搬走。不是抢。是买。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一个教授，在原单位工资欠了八个月，实验室暖气冻得水管都裂了。龙国人来了，说：跟我们走，给你实验室，给你经费，给你学生，给你住的地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食堂一天三顿，顿顿有肉。

    教授问：什么项目？

    龙国人说：来了就知道。

    教授就来了。

    来了以后发现，项目叫“烛龙”。再后来发现，自己参与的东西，比这辈子搞过的所有项目都大。

    克格勃头子回到桌前，拿起保密电话，拨了个号码。

    “人员流失的事，上面问下来没有？”

    电话那头说问过两回了。

    “怎么回的？”

    “就说正常的国际学术交流。”

    克格勃头子沉默了几秒。“继续这么说。”

    挂了电话，他把人员流失统计表塞进抽屉最底层，用一摞文件压住。然后关了灯。

    屋里黑了。窗外，雪还在下。

    龙国。渤海。2002年，春。

    “烛龙一号”的工地上，钱深蹲在地上，拿根树枝在泥里画图。

    不是示意图。是施工图。线圈怎么绕，管道怎么走，支撑结构怎么焊，全画出来了。旁边蹲着几个年轻人，有的递烟，有的举着手电，有的捧着搪瓷缸子等老头渴了递水。

    钱深画完最后一笔，把树枝往地上一插，站起来。膝盖咯吱响了一声。

    “看懂了没有？”

    几个年轻人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叫小葛，胆子大一点：“钱老，您这个线圈的绕法，跟天火不一样。”

    “废话。天火是实验堆，烛龙是示范堆。一个是为了证明能烧，一个是为了烧得久。”钱深把眼镜往上推了推，镜片上全是土，“天火的线圈绕了七层，烛龙绕十一层。磁场约束强度提升百分之四十。但第一壁的负荷也大了百分之四十。所以材料——”他看了小葛一眼，“材料还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