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头的烽烟尚未完全散尽，骠骑大将军府内已是灯火通明。

    陶应并未沉浸于攻克帝都的喜悦，他深知，此刻的每一个决策，都关乎着未来天下的走向。

    东归在即，他必须为这座刚刚光复的旧都，以及远在东方的根基之地，铺就一条稳固的道路。

    在最终确定留守人选时，陶应做出了微妙的调整。他召来了在洛阳护驾时期便追随他，屡立战功的将领——张骁与赵朔。

    这两人虽然没有参与过正式战争，但是在洛阳期间扫平袁党，剿除奸细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一个84，一个83的武力，对付城内之人还是绰绰有余的。

    二人甲胄在身，风尘仆仆，得到传唤后立刻赶来，抱拳行礼：“主公！”

    陶应看着这两位忠诚可靠的部下，目光沉静。“张骁，赵朔。”

    “末将在！”

    “长安初定，看似平稳，实则暗流涌动。皇甫公等三位老臣德高望重，可安民心，然军中需有绝对忠诚之锐士，以为震慑，并保政令畅通。”

    他缓缓道，“我意，留你二人于长安，听候皇甫太尉调遣。你二人所部兵马，亦并入留守序列。”

    张骁与赵朔对视一眼，并无丝毫犹豫，齐声应道：“末将领命！必竭尽全力，护卫长安，协助三位老将军，不负主公重托！”

    陶应微微颔首，语气加重了几分：“记住，你等既是大汉之将，亦是我陶应之兵。留守期间，一应军务，当以皇甫太尉之命为先，然若有危及根本、动摇大局之事，需有临机决断之能，并随时通过‘幽影’渠道向我禀报。”

    这番话，既是信任，也是警示。

    张骁、赵朔作为陶应的旧人，留在长安，其本身就是一种象征和保险，确保那三万留守精兵的核心始终忠于陶应，并能及时反馈长安的任何异动。

    这是帝王心术的初步显现，在信任之外，留下了必要的制衡。

    至于平寇将军高顺及其麾下陷阵营，陶应则另有重用。

    陷阵营经弘农苦战，虽折损近半，但核心骨干与那份百战不屈的军魂犹在。

    这支军队需要回到安稳的后方进行补充、重建，而非留在局势复杂的长安。

    更重要的是，高顺其人，忠勇无双，治军严苛，不涉党争，是未来构建新军体系的绝佳基石。

    陶应需要他随行东归，准备在未来的楚侯国中，赋予他更重要的职责。

    安排妥当长安事宜，陶应回到案前，铺开素帛，提起那支象征着权力与决断的狼毫。

    他需要将东归的战略意图与具体安排，清晰地传达给两位至关重要的臣子——身处河内的荀彧与坐镇徐州的糜竺。

    第一封信，致总揽后方政务的荀彧。

    荀彧此时并未在徐州，而是在河内郡统筹粮草、安抚流民，为前线提供最坚实的支持。

    陶应的笔迹沉稳而有力：

    “文若吾兄见信如晤：

    长安已克，董卓伏诛，此乃社稷之幸，亦兄于后方夙夜操劳、筹粮定策之功也。应，不敢或忘。

    今有一等一紧要之事，需兄即刻着手，全力为之：奉迎天子、百官，还于旧都长安！

    此乃定鼎天下、正本清源之第一要务。具体事宜，吾思之如下：

    其一，奉迎圣驾。

    请兄即刻以大将军府名义，选派得力干员，筹备最隆重之仪仗，调拨最精锐之护卫，前往洛阳，恭迎陛下、太后銮驾西行。

    沿途所需一应物资，务求丰足，彰显朝廷威仪，亦显我等待君父之至诚。

    其二，迁徙百官。

    诏令原洛阳朝廷文武，限期前往长安履职。

    可视其品秩，发放安家路费，示以朝廷恩典。此亦观其心志之良机，迟疑观望者，录其名姓，日后另做计较。

    其三，修缮宫室。

    长安宫阙，董卓盘踞时未加焚毁，然久疏打理，恐显破败。

    需立即拨付专款，征调能工巧匠，于圣驾抵达前，对未央、长乐等主要宫殿进行必要修葺与清理，恢复皇家气象，重振帝都威仪。

    其四，一应花费。

    凡此迎驾、迁官、修缮之费用，皆由我徐州府库直接拨付，毋须动用关中民力，亦不增朝廷新赋。此中深意，兄自知之。

    此事千头万绪，关乎国体，非兄之才不能统筹。

    望兄速离河内，亲赴洛阳主持大局。待长安初定，兄再归徐州，吾尚有诸多国策，需与兄细细斟酌。

    长安虽定，然天下未安。

    吾将暂归徐州，整军经武，以为朝廷藩屏。

    西京之事，暂托于皇甫公等老臣，然中枢机要，仍需兄之智慧遥相呼应。

    劳烦甚矣，惟愿珍重。功成之日，吾当与兄，共饮于未央之前！”

    这封信，既赋予了荀彧极大的权力和责任，也明确了资金来源，更流露出了超越寻常主臣的信任与倚重。

    尤其是“共饮于未央之前”一句，已隐隐有共享天下的承诺。

    第二封信，则是发给坐镇徐州大本营，总领财政与后勤的安汉将军糜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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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仲吾兄台鉴：

    长安捷报，想已听闻。此战之胜，亦赖兄于后方统筹粮秣、转运物资之功，三军将士，皆感念兄台之德。

    今有要务，需兄即刻筹备，并与伏波将军、徐州别驾陈元龙同心协力，共襄盛举。

    吾不日将班师返回徐州。随之东归者，除本部将士外，尚有归附之西凉兵勇计六万余人。

    人马众多，粮草补给、安置整训之事，极为繁巨，需兄与元龙早做谋划。

    更为紧要者，吾意已决，返徐之后，当奏请天子，建楚侯国，开府建制，以更好的平定天下，匡扶汉室！”

    写到这里，陶应笔锋一顿，仿佛能想象到糜竺看到此处时的震惊与激动。他继续写道：

    “此乃开创基业之始，头绪万千，然其根基，在于钱粮二字。今特将府库情形告知于兄，以便统筹：

    现有储粮，计三百八十万石；库中钱财，九亿一千万钱；另有黄金，一百一十万斤。

    此皆为吾等日后立业之根基，命脉所系，需慎之又慎。

    建府立国，诸事皆需耗费。然切记，所有用度，需与元龙商议，共署而行。

    元龙掌江淮防务与地方治理，深知民情利弊，你二人相辅相成，方可保政务畅通，根基稳固。

    兄之长才，在于通达商贸，总揽全局，元龙之能，在于明察吏治，安定地方。

    望你二人精诚合作，于吾返徐之前，便将建府一应所需之预算、章程，初步拟定。

    尤其对新附六万兵勇之安置、整编、粮饷，需有详尽方案。

    此事关乎我等未来气运，望兄与元龙，竭心尽力，预先绸缪。具体细务，待吾返徐，再与二兄详谈。

    徐州，乃吾等之根本，楚侯国，乃吾等之未来。

    重担在肩，辛苦兄台矣！”

    这封信，不仅透露了陶应意图建立国中之国的雄心，更将自身惊人的财力底牌和盘托出，以示对糜竺的绝对信任。

    同时，他明确要求糜竺与陈登共同负责，既利用了糜竺的财政能力，又借助陈登的政才进行平衡与监督，防止权力过于集中或出现决策失误。

    搁下笔，陶应心中澄澈。

    他之所以能如此从容地进行如此宏大的布局，敢于同时进行迁都、整军、建国三件大事，其根本底气，来源于那唯有他知晓的、深不可测的系统底蕴。

    粮草三百八十万石：这意味着即使不再征收一粒新粮，也足以支撑他麾下数十万大军及核心领地百姓数年之用，让他有充足的时间推行休养生息之策，而无饥馑之忧。

    钱财九亿一千万，黄金一百一十万斤：这是一笔足以买下数个小诸侯国的恐怖财富。

    足以支撑起迁都的巨大开销，支撑起重建陷阵营乃至编练新军的费用，支撑起未来楚侯国官僚体系的俸禄，以及任何需要用金钱打开的通道。

    声望七百五十万：这无形的资产，正在转化为强大的吸引力。

    天下英才，闻陶应之名而心向往之，四方百姓，知陶应之政而翘首以盼。这将为他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才投效和民心归附。

    “叮咚！达成成就【还朝旧都】，奖励金三十万！”

    翌日，黎明。

    朝阳将金色的光辉洒在长安古朴的城墙上。

    十七万东归大军，已列队完毕，肃杀之气直冲云霄。

    玄色的陶字大旗与各式将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

    赵云、许褚、太史慈、徐晃、张辽、陈到、高顺、周仓等一众将领，皆已立马于阵前，目光坚定。

    降将张绣、樊稠等人及其部众，被安置在队伍中段，处于严密的“护卫”之下。

    皇甫嵩、朱儁、卢植三位老臣，以及张骁、赵朔二将，立于城门处相送。

    陶应最后看了一眼这座即将成为汉室象征的帝都，目光扫过送行的众人，在皇甫嵩等人身上略作停留，微微颔首。一切尽在不言中。

    他拨转马头，面向东方，手中龙纹霸王枪向前一指。

    “出发！”

    一声令下，如同松开了缰绳的洪流。

    十七万大军，迈着整齐而沉重的步伐，踏上了东归的征程。

    车轮滚滚，马蹄雷动，扬起的尘土弥漫官道，绵延数十里。

    队伍的核心，陶应骑乘踏雪乌骓，郭嘉、荀谌、陈舟等人紧随其后。

    他的目光，已经超越了眼前的崤函古道，投向了那片广袤而富庶的东方土地。

    那里，有他的根基徐州，那里，将诞生他的楚侯国。

    长安，是旧时代的荣光与枷锁，他将其留给汉室，换取至高无上的大义名分。

    而徐州，才是他陶应，真正打破枷锁，开创一个全新时代的梦想之地。

    一场比攻克长安更加波澜壮阔、更加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宏大建设，即将在东方，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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