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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阿诚，湖南人。从记事起，我就总能在身边看见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不是我想看，是它们找上我的。小时候我以为是所有人都这样，后来才知道，不是的。它们只找那些它们觉得好欺负的人。
一、厕所里的手和头
我上初一那年，刚开学不到二十天，就撞上了一件让我至今想起来都后背发凉的事。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在老教学楼上的，课间我肚子忽然疼了起来，拧着劲儿地疼，像有人在肚子里绞。我跟老师说了声，攥着一卷卫生纸就往厕所跑。那间厕所在老教学楼一层最里面的拐角，我从没去过，平时大家都用新楼的厕所，这间又旧又偏，门上的绿漆已经起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走廊的灯管坏了一半，隔几米才有一盏昏黄的灯，把整条走廊照得忽明忽暗，灯管发出细微的嗡嗡声，像有人在耳边低语。
厕所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蹲下去解决的时候，心里就隐隐觉得不太对劲。说不上来，就是那种被人从背后盯着的凉意，后脖颈子一阵一阵地发紧，像有人贴着你皮肤吹气。可我没法想那么多，肚子实在疼得厉害。等我解决完，站起来冲水，水声“哗啦哗啦”地在空荡荡的厕所里来回撞，刚要开门出去，头忽然晕了起来。不是普通的晕，是天旋地转的那种，眼睛前面一阵一阵发黑，耳朵里开始嗡嗡响，接着是“咔哧咔哧”的杂音，像收音机调错了频道，又像有人在用指甲刮话筒。
我扶着隔间的门板，闭着眼睛等这阵过去。这种反应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了——每次要看见什么不该看的东西之前，都会这样。我的手指在发抖，掌心里全是黏糊糊的冷汗，门板上的绿漆被我攥得发涩。
我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头，想走到洗手池那边洗把脸。就在我抬起头的那一瞬间——我看见厕所门口飘进来一个东西。
那东西离地不到两米，像个模糊的圆球。它的形状像一个人头，轮廓模模糊糊，五官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根本看不清长什么样。可那头发太真实了，长长的，披散着，一缕一缕地垂下来，湿漉漉的，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它悬在半空中，没有脖子，没有身体，就那么孤零零地飘着，在厕所门口的上方慢慢旋转。日光灯管的光线穿过它的身体，它的轮廓微微发着暗红色的光。
我的脑子“嗡”地一下炸开了。我想跑，腿软得像两根煮熟的面条，黏在地上抬不起来。我把自己贴在墙上，脸也冲着墙，两只手死死抠着墙砖的缝，指甲掐进水泥里。我不敢看，不敢动，不敢发出任何声音。我不知道这样躲了多久，可能一分钟，可能五分钟。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的，像是有人在用拳头捶我的胸口。
等我觉得它飘到了厕所中间的位置，离门口有了空当，我猛地拉开门，冲了出去。
冲出厕所大门的那一瞬间，我看见走廊的半空中飘着乱七八糟的东西——胳膊、腿、手掌，一块一块的，全都模模糊糊，泛着暗红色的光，像被什么东西撕碎了一样，在昏暗的走廊里慢慢旋转。它们没有血，没有肉，只是一个一个模糊的肢体形状，切口处是暗红色的雾气，像是刚从什么东西上拆下来，还在微微颤抖。一根手指从空中飘过，指尖朝上，像是在指路。
我尖叫了一声，声音在走廊里来回弹了好几次才消散。我掉头就往走廊另一头跑，书包在背上哐哐地砸着后背，鞋带跑散了，踩了一脚，差点摔倒。我冲出了教学楼的后门，一头扎进操场上的阳光里。阳光刺得我眼泪直流，我弯着腰，大口大口地喘气，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操场上好多同学，有人在跑步，有人在打羽毛球，有人在聊天。他们看见我脸色煞白地从教学楼里冲出来，有人笑了，声音从远处飘过来：“阿诚，你撞鬼啦？”
我没有回答。我蹲下来，双手撑着膝盖，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了一脸。我没有跟他们解释，因为我知道，解释了也没人信。我从小就知道。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进过那栋老教学楼。所有在那栋楼上的课，我都逃了。老师找我谈话，问我去哪了，我说我在教室自习。他们骂我，我不吭声。我宁愿被骂，也不愿意再踏进那栋楼一步。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只有我知道。
二、学姐讲的故事
这件事我一直憋在心里，谁也没告诉。直到初二下学期，我被选进学生会，负责宣传工作。学生会里有个学姐，比我高一届，初三的，个子高高的，皮肤很白，说话特别爽利，跟那些软绵绵的女生不一样。她说话的时候喜欢看着你的眼睛，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我第一眼看见她就喜欢上了，可我又不敢说，只能拼命找机会接近她，帮她干活，听她安排。她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从来不说一个不字。
时间长了，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她有时候会跟我讲一些学校的事，讲着讲着就讲到了学校几年前出过的一桩大案。
那天下午，我们坐在学生会办公室里整理文件，阳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她脸上。她一边翻着表格一边随口说：“你知道我们学校几年前出过一件特别大的案子吗？”
我摇摇头。
她把表格放下，用手撑着下巴，眼睛看着窗外，声音低了下去。“大概五六年前吧，学校转来了一个男生，上初三，可他已经留级两年了，实际年龄比同班同学大好几岁。那男生不是来读书的，是来混的，在学校里拉帮结派，打架斗殴，谁都不敢惹他。别的混混都喜欢骗小姑娘，可他不。他盯上了学校里的一个女老师。”
“女老师？”我插了一句。
“嗯，大专刚毕业，分到我们学校的，才二十二三岁，比那男生大不了多少。那男生不知道怎么威胁她的，具体做了什么没人知道，反正最后逼得那个女老师跟他发生了关系。维持了很长时间，那男的对她又打又骂，女老师受不了了，提出分手。”
学姐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又放下。
“那男的不肯。有一天晚上，他约女老师在学校见面。老教学楼，就你死活不肯进去的那栋。”她的眼神从窗外收回来，看了我一眼，那一眼看得我心里发虚。
“晚上九点多，教学楼已经空了，他把她带到厕所里，活活掐死了她。掐死以后，他慌了，又回去拿了刀，想在厕所里把尸体肢解，一块一块运出去。可他还没弄完，动静太大，被巡夜的校工听见了。校工报了警，警察赶到的时候，他正蹲在厕所里，手电筒的光照在那一片血泊上。那间厕所的地上、墙上、隔间门上全是血，听老教师说，清理的时候用了好几瓶消毒水都盖不住那股味。”
她的手指在桌面上画了一个圈，像在描摹什么形状。
“后来那间厕所就封了。可听说还是有人在那附近看见过不干净的东西。有人看见厕所门口飘着头发，有人听见里面有女人的哭声。还有人见过一个没有头的身体，在走廊里慢慢走过去。”
学姐讲完这个故事，还笑着补充了一句：“你说吓不吓人？”她笑的时候，我的脸已经白得像纸了。
我没有告诉她，初一那年，我就在那间厕所里，看见了一个飘在半空中的、长着头发的、模糊的圆球。我看见的那些胳膊、腿、手掌，在空中慢慢转着，像被什么东西切碎了，还没拼回去。它们一直在那里，在那条昏暗的走廊里，在那间废弃的厕所里，等着下一个推开门的活人。
我没有告诉她。直到她毕业离校，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不知道，那个在厕所里被肢解的女老师，就是我在那间厕所里看见的。那些飘在空中的手和脚，那个没有身体的头，是她。
三、奶奶家的哭声
后来我读职专二年级，住在奶奶家。那段时间我经常用MP3听歌，晚上躺在床上，耳机一塞，什么烦恼都忘了。
那天晚上十一点多，我照例躺在床上听歌，MP3里放着一首流行歌，歌手的嗓音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窗外在下雨，雨点打在雨棚上，滴滴答答的，和耳机里的节奏混在一起。
可唱着唱着，那声音忽然变了。
不是一下子变的，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变。男歌手的嗓音里开始混进了一个老太太的声音，沙哑的、苍老的，像砂纸磨着生锈的铁。起初只是背景里隐隐约约有一道杂音，像是录音没录好，我没在意。可那老太太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最后盖过了原唱，开始唱起了一首我从来没听过的歌。那首歌没有调子，只有几个音节翻来覆去，像是某种古老的咒语。她唱着唱着，忽然把我的名字插了进去——“阿诚……阿诚……你回来……你回来……”
那声音像一根冰凉的针，从耳膜扎进脑子里。我猛地睁开眼睛，一把扯下耳机。雨棚上的雨声突然变得清晰，滴滴答答的，像有人在敲窗户。房间里很安静，只有雨声和我的心跳。我坐起来，回头看了一眼——奶奶在对面的卧室，门关着，灯是灭的，门缝底下透出一丝黑。
我喘了几口气，又拿起耳机，重新塞进耳朵里。这回我不敢再听歌了，我翻到MP3的目录，切了几首纯音乐。前奏很正常，钢琴声干干净净的。我松了口气。可还没听完第一段，耳机里忽然炸开了一个女人的哭喊声。不是唱歌，是哭，撕心裂肺地哭，像被人掐住了脖子，又像从很深很深的地底下传上来的。那哭声里混着含混的字句，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可每一个音节都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里。她在喊一个名字，不是我的名字，是一个我从来没听过的名字。她喊了一遍又一遍，声音越来越尖，越来越刺耳，最后变成了嘶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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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次扯下耳机，手指一用力，耳机线断了。断口处露出了里面铜色的金属丝，MP3从床上滚下去，摔在地板上，电池盖崩开了。
就在这时候，奶奶的房间里传来她的声音：“阿诚——阿诚——”
她在喊我。奶奶的声音很清楚，不急不慢，和平常喊我吃饭、喊我写作业一模一样。雨还在下，雨棚上的水声越来越密，像有人在上头走来走去。
我愣了一下，下了床，光着脚踩着冰凉的地板，走到奶奶房间门口，敲了敲门。“奶奶，怎么了？你喊我？”门里没有回应。我又敲了几下，又喊了几声，还是没有动静。手指敲在木门上，咚咚咚的声音在走廊里来回撞。雨棚上的雨声忽然大了起来，哗哗的，像是在掩饰什么。
我的手开始抖了。我又使劲拍了几下，拍得门框上的灰都震了下来，灰尘在走廊的灯光里飘。
过了好一会儿，门里面才传来奶奶起床的声音，拖鞋踩在水泥地上的“哒哒”声，然后门开了。奶奶穿着睡袍，头发乱着，眯着眼睛看我，脸上全是睡出来的印子：“怎么了？大半夜的，出什么事了？”
我说：“您刚才不是喊我吗？”
奶奶皱了皱眉，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又缩回去了。“我没喊你啊，我早睡着了。你是不是做噩梦了？”她的手指是热的，摸在我冰凉的额头上，像一块暖玉。
我看着奶奶的眼睛，看了好几秒。她的眼神是正常的，瞳孔里映着走廊灯的光，不是在骗我。我点了点头，挤出一个笑：“嗯，做了个噩梦。您睡吧。”我帮她关上门，走回了自己的房间。门关上的一瞬间，我听见奶奶在里面说了一句“早点睡”。
我没有开灯。我坐在床边，盯着那根断掉的耳机线，盯了很久。雨停了，雨棚上最后几滴水珠落下来，“嗒、嗒”，像有人在敲门。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我躺下来，闭上眼睛，强迫自己睡过去。我翻了好几次身，把被子拉到下巴，又把脚缩进去。就在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我家的大门被人砸响了。
“咣咣咣——咣咣咣——”
不是敲门，是砸，用拳头砸，用巴掌拍，整扇铁门都在震，门框上的灰簌簌地往下掉。门外传来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和我在耳机里听到的一模一样，一字不差。她喊着那个名字，喊着喊着，忽然又开始喊我的名字。她喊着我的名字，喊着“你出来”，喊着“你为什么不帮我”。她的声音在深夜的楼道里来回撞，像一整个合唱团在哭，又像只有一个人在哭，只是哭出了很多人的声音。
我蜷缩在被子里，把被子拉到头顶，用枕头压住耳朵。被子像一堵薄墙，挡不住任何声音。那个女人一直在哭，一直在喊，声音一会儿近一会儿远，有时像是贴在门上，隔着门板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有时像是退到了楼道拐角，只剩一个模糊的回声。她的哭声里开始夹杂着别的东西——指甲挠铁门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又细又尖，像猫在挠玻璃。还有脚步声，拖鞋踩在楼道里的“哒哒”声，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这头，来来回回，像是迷了路。
我不知道她哭了多久。可能是一个小时，也可能是三个小时。我只记得我浑身都在出汗，睡衣湿透了，贴在身上冰凉冰凉的，可我不敢掀开被子。我的手指掐着自己的胳膊，掐出一道一道的红印，想用疼痛来驱散恐惧。可恐惧比疼痛更深，它从骨头缝里往外渗，怎么也止不住。我不敢动，不敢掀开被子，甚至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我害怕她听见我，害怕她进来。我听着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和她的哭声混在一起，像两个人在吵架。
天快亮的时候，哭声终于停了。大概是凌晨四点半。雨又下了一阵，细细的，打在窗户上，像有人在哭。
我在被子里又缩了一会儿，确认外面没有任何声音了，才慢慢把被子掀开一条缝。窗外的天是灰蓝色的，光线很薄，透过窗户照进屋里，把一切照得惨白。我看向大门的方向，门是关着的，插销插得好好的，铁门上的猫眼透出一点光。门缝底下塞着一张纸，黄色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塞进来的。
我没有去捡。
四、红布包
那天中午，奶奶来叫我起床。我睡到了下午一点多，醒来的时候浑身酸疼，像被人打了一顿。奶奶摸了一下我的额头，不烫，可她的脸色变了。她说：“你这孩子，脸色怎么这样？”她去拿了镜子来，我一看——镜子里那张脸白得像纸，嘴唇发青，两个眼眶底下是深黑色的黑眼圈，眼睛里全是血丝，眼球像是往外鼓的。我自己看着都觉得不像活人，像是谁把别人的脸安在了我的脖子上。
奶奶不再问我，她把饭端到我床边，看着我吃了几口。我咽不下去，米饭在嘴里嚼了又嚼，就是咽不下去，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胃也像被人攥着，吃一口就想吐。奶奶没说话，收了碗，去厨房熬了一碗姜汤，搁在床头柜上。
那天晚上，奶奶让我搬到了她房间，她睡大床，我在旁边打地铺。我没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可她什么都不问，只是每天晚上睡前在我枕头底下压一把剪刀，在门框上挂了桃枝。剪刀是那种老式的大铁剪，刃口磨得发亮，压在枕头底下硌得我脖子疼。桃枝是从后山折的，拇指粗，上面还带着几片叶子，奶奶用红绳系在门框上，垂下来的那头用火烧焦了。
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我还是不见好。吃不下，睡不着，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窝凹进去，颧骨凸出来，锁骨底下能看见血管。奶奶每天晚上坐在我旁边，拍着我的背，哼着老家的童谣，像是在哄婴儿。她哼的那首歌我从小听到大，可那天晚上听来，调子好像变了，慢了，慢了不止一半。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奶奶拉着我出了门，坐了很久的公交车，到了城郊一户人家。那栋房子在一条窄巷子的尽头，灰墙黑瓦，门口种着一棵歪脖子槐树，树干上缠着红布条。老爷爷穿着一件灰布道袍，头发花白，盘在头顶上插着一根簪子，家里供着神像，桌上摆着香炉和符纸，空气里全是檀香味，浓得发苦。
他摸了摸我的脉，翻了我的眼皮，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他让奶奶跟我到客厅等，他跟奶奶在里屋说了很久的话。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只能听见里屋的木门关得紧紧的，偶尔传来几声咳嗽和茶碗碰撞的声音。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一个白胡子老人骑着一只仙鹤，仙鹤的眼睛是红的，红得像血，无论我走到哪个角度，那双眼睛都盯着我。
回家以后，奶奶在我脖子上挂了一个红布包，里面裹着什么我没打开过，摸上去硬硬的，像是什么骨头或者金属。家里墙上贴了好几张黄纸符，门框上、窗户上都有，厨房的灶台旁边也贴了一张，上面用朱砂画着我看不懂的图案，像字又像画，笔画扭曲得像扭动的虫子。奶奶每天早晚在香炉里插三根香，烟雾缭绕的，熏得我眼睛疼，连饭桌上都是檀香味。
可从那以后，我真的慢慢好了。能吃饭了，能睡觉了，脸上的颜色也回来了。那个女人再也没有来过。枕头底下的剪刀被奶奶收走了，门框上的桃枝干透了，掉在地上，被奶奶扫走了。只剩下脖子上的红布包，我一直戴着，洗澡的时候都不摘。
过了好几年，我都快高中毕业了，有一回跟奶奶聊天，无意中又提起了这件事。奶奶正在择菜，手里的韭菜顿了一下，绿色的汁水从她指缝里滴下来。她放下韭菜，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说：“这事不怪你，是你大伯惹出来的。”
“大伯？”
“你大伯家前两年盖了新房子，那房子的地基盖的不是地方，占了不该占的地儿。可那冤魂不往你大伯身上找，不往别人身上找，偏偏找上了你。”奶奶叹了口气，那口气拖得很长，像从很深的地方翻上来的。“你从小到大，这种事遇得还少吗？你太软了，太好欺负了，连那些东西都知道挑软柿子捏。”
我没有说话。奶奶把那把韭菜放进盆里，又拿起一把。
“当初我花了多少钱呐，”她说，声音低了下去，“那道人做了好大的法事，又超度又换阴宅，折腾了好几个月，才算把这事平了。不然你以为就你脖子上那个小红包，就能把你那病治好？”
我低下头，摸了摸脖子上已经褪了色的红布包。它还在，布面磨出了毛边，可我一直没有打开看过。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也许是一道符，也许是一块骨头，也许什么都没有。
奶奶后来再也没有提过那天晚上的事。我们娘儿俩像约好了一样，把那件事锁在了那个狂风大作的雨夜里。可有时候半夜醒来，我还会想起那个哭声。它从耳机里来，从大门外来，从奶奶的嘴里来。它无处不在，可只有我能听见。
我知道她不是来找大伯的，也不是来找奶奶的。她来找我，因为她知道，我会听见。我会害怕，会发抖，会缩在被子里不敢动。她挑了个最好欺负的人，就像奶奶说的。
可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她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也许什么都不想要，只是想哭。只是想让一个人，听见她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