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月,正值日本盂兰盆节前后,东京被盛夏闷湿的滚滚热浪牢牢包裹,闷热压抑的空气弥漫在城市每一条街道。
依照日本长久以来的民俗惯例,每到盂兰盆时节,都市里的上班族、工薪阶层大都会暂时放下手头工作,返乡祭祖、阖家团圆,街头本该萦绕着节庆独有的松弛与烟火气。
往年哪怕是经济鼎盛的泡沫年代,这段时日也是全体日本人难得放松消遣、探亲聚会、自在消费的专属时刻。
大街小巷挂满节庆装饰,车站与主干道上,随处可见背着行囊、整装归乡的行人。
就连银幕里经典的寅次郎,也总会准时回到葛饰区的老宅,与亲人围坐相聚,团圆过节。
毫不夸张地说,盂兰盆节在日本人心中的分量,足以对标华夏的中秋与端午,是刻在民族习俗里的重要节点。
可今年的东京,城市表象与现实民生割裂得格外刺眼。
大街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高耸的写字楼玻璃幕墙被盛夏烈日炙烤得泛出惨白冷光,各大百货商场门口,依旧整齐悬挂着盂兰盆限定特惠、季末清仓大促的巨型横幅。
单看外在市容,这里依旧是世人眼中繁华鼎盛、纸醉金迷的世界级大都会,毫无衰败之相。
但往来行走的每一个东京市民都心知肚明,这座城市赖以繁荣的根基,早已随着楼市崩盘、股市断崖暴跌一同轰然崩塌。
本该团圆欢聚、松弛享乐的盂兰盆节,彻底变了模样。
人们全无出游散心的兴致,杜绝一切聚餐应酬,往年节日里大肆采购、随性消费的热闹景象荡然无存,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片低沉压抑的氛围中,人人眉头紧锁,下意识捂紧钱包,在不安与焦虑中勉强度日。
就在这样特殊的时代节点里,TBS电视台民生栏目组特意奔赴街头,摄制团队扛着专业摄像机、手持收音麦克风,穿梭在东京23区核心商圈、近郊居民区、街头巷尾,紧急策划录制了一档专题纪实报道——《经济失速后的生活实感》。
记者团队刻意选在盂兰盆节这个人心浮动、情绪敏感的时间点实地走访,直面路人随机采访,意图抛开官方话术,捕捉最真实的民间疾苦与市井心声。
彼时的日本主流媒体,人人心里都通透明白:泡沫经济彻底破碎,金融坏账暗流汹涌,社会矛盾层层积压,经济寒冬已然降临。可受制于上层舆论管控与官方宣传基调,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敢直白戳破经济崩盘的残酷真相。
不愿彻底沦为宣传工具的媒体人,只能借着盂兰盆民生走访、街头随机采访的合理由头,小心翼翼记录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用镜头和口述,悄悄对照官方口中“经济短期调整、平稳过渡”的虚假说辞,让大众自行分辨虚实冷暖。
街头采访全程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由出镜记者主动向来往路人发问,直白又扎心。
“今年各类商品普遍打折,物价明显回落,请问,这个盂兰盆节,您的生活真的变轻松变好了吗?”
简单一句提问,瞬间撕开了日本社会残酷的阶层割裂,将不同群体的生存现状与内心落差赤裸裸摆在镜头之下。
镜头之下,三成受访路人低头轻叹,坦言物价回落确实缓解了日常开销压力,普通百姓过日子勉强轻松了几分。
一成多民众满脸忧虑,直言物价持续走低绝非好事,虚假繁荣褪去后,更大的经济危机正在暗中发酵。
剩余大半行人神色麻木、眼神空洞,面对记者的提问只是无奈摆手,节日好坏、生活苦乐,早已无力计较,只能被动咬牙硬熬。
没错,从经济部门的统计数据来看,民生物价确实维持平稳。
大米、鸡蛋、生鲜牛肉、街边拉面等刚需消费品价格涨跌微乎其微,地铁通勤、理发服务、大众餐饮的收费也几乎没有涨幅。
可冰冷的现实藏在数据背后。
失业人数持续攀升,企业裁员潮愈演愈烈,无数家庭赖以生存的房产、股票等身家资产,尽数断崖式腰斩。
楼市,是全日本民众最深、最痛的伤疤。
对比1990年经济泡沫的顶峰时期,东京整体房价暴跌六七成。
当年价值五千万日元的六十平刚需公寓,如今市值直接缩水至两三千万。
核心城区房租下调一成有余,偏远郊区房租跌幅更是超过两成。
无房贷压力的租房年轻人暗自松了口气,而早年高价买房、背负巨额房贷的中年群体,人生瞬间坠入谷底,半生积蓄化为泡影,负债压得人喘不过气。
百货商场借着盂兰盆节点全面降价清仓,一众奢侈品牌轮番打折促销,即便让利到底,依旧门可罗雀、无人问津。
节日礼品类销售额同比暴跌11.2%,创下历年最大跌幅。泡沫时代,日本人盂兰盆节挥金如土、疯狂扫货的奢靡盛况,彻底沦为一场转瞬即逝的虚幻旧梦。
摄像机不停运转,镜头对准一张张截然不同的面孔。
同样的盛夏酷暑,同样的盂兰盆佳节,身处不同阶层的东京民众,有着完全迥异的命运与心境,回答里的情绪更是天差地别。
记者最先拦下的,是一群年轻单身的租房上班族。
这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语气松弛,神态淡然,带着几分置身事外的庆幸。
面对镜头,年轻职员苦笑着摇头,坦然回答。
“记者先生,今年盂兰盆我特意没有回老家,省去了探亲应酬的一大笔开销。房租降了,日常日用品也没涨价,总算不用像从前那样紧巴巴过日子。过去东京房价高得离谱,本身就是畸形的泡沫,如今回落,本就是理所应当。”
这一代年轻人入职赶上经济红利期,薪资待遇优厚,没有房贷捆绑,不曾被不动产泡沫绑架。
即便有人少量涉足股市,亏损额度也十分有限,很难切身感受到资产崩盘的剧痛。
唯一彻底改变的,是他们的消费观。
不再攀比排场,不再跟风挥霍,摒弃一切无用社交与奢侈消遣,务实省钱、安稳度日,成了所有人的共识。
镜头转向来自神奈川的年轻女白领,记者轻声追问节日安排,她语气满是克制的遗憾与无奈。
“往年盂兰盆长假,我总会约朋友去迪士尼放松散心,算是难得的节日消遣。但今年完全不敢想,景区门票昂贵,园内餐饮、周边消费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根本舍不得花钱,整个假期只能宅家度日。大学里就认识男朋友也吹了,他被裁员了,我总不能和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男人交往下去。”
一位来自福冈、常年在东京打拼的普通上班族,面对麦克风,说出了无数底层打工人的心声,语气委婉却满是唏嘘:
“从前盂兰盆放假,随便走进一家街角咖啡店小坐,都是很平常的放松方式。现在不一样了,就连便利店百元平价咖啡都要反复算计,正经咖啡店早已成了遥不可及的奢侈。大环境不好,节日里的享受只能全部舍弃,偶尔犒劳自己一次,都要再三犹豫。”
就连影院一千九百日元的基础观影票价,也成了年轻人眼中的高价消费。
面对记者询问,绝大多数年轻人纷纷摇头,就连情侣也直言性价比太低、完全不值,仅有极少数人坚定表示,愿意为了好电影买单。
毫无疑问,对于无负债、轻资产的年轻租房群体而言,物价下跌、消费降级,是这个萧条盛夏里,唯一的一丝温柔与慰藉。
当镜头转向中年中产阶层,氛围瞬间压抑到极致。
背负高额房贷的中年人,是这场经济寒冬最绝望的受害者。面对记者的耐心询问,一位四十多岁的资深公司职员长久沉默,眉头紧锁,眼底满是疲惫与麻木,许久才压低声音,一字一句缓缓道出满心绝望:
“房价跌了整整一半,可银行的房贷月供一分不会减少。薪资常年停滞不涨,一年一度的盂兰盆奖金直接取消,往后几十年,都要背着沉重的负债艰难度日……我们这一代人,彻彻底底被楼市泡沫与金融借贷拖垮了。”
他们不敢辞职、不敢跳槽、不敢请假休息,失业是所有人最大的噩梦。
即便恰逢祭祖过节,也毫无半分喜悦,日常开销精打细算,每一笔支出都要反复权衡。
在他们的认知里,三百日元一碗的牛肉饭、四百日元一碗的拉面,才是普通人该有的物价,稍微溢价的餐饮消费,都坚决拒绝。
过去习以为常的,居酒屋一千九百八十日元的节日畅饮套餐,如今变得格外奢侈,想都不敢想。
也正因全民极致节流,这一年东京家庭储蓄率疯狂飙升,全民存钱避险,盂兰盆节日消费支出增幅跌至1984年以来的历史最低。
曾经撑起日本消费市场的中产中坚,一夜之间沦为负资产人群,被无尽的债务牢牢困住。
最后走入TBS摄像机镜头的,还有少数富裕阶层与企业经营者。
他们谈吐克制,神情淡然,言语之间透着一种事不关己的冷漠与旁观。
虽说个人资产大幅缩水,但家底雄厚、衣食无忧,节日消费依旧从容,只是彻底摒弃了往日的挥霍无度。
企业老板们纷纷收缩经营规模,抛售闲置不动产,暂停新店扩张,全面退守避险。
曾经高朋满座、一席难求的高端餐厅、高尔夫俱乐部,在盂兰盆节期间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受访的中年企业家面对记者提问,语气平淡无波。
“经济下行是不争的事实,企业裁员也是生存之下的无奈选择。不过换个角度想,节日里的高尔夫球场少了喧闹人群,反倒清净舒适,也算一种难得的体验。”
而家境优渥的女性受访者,面对奢侈品消费的提问,态度格外淡然。
爱马仕、LVMH、高端相机等奢侈品价格虽已大幅下调,但个人储备充足,完全没有添置的必要,节日消费一切从简,拒绝无谓的浮华开销。
他们这个群体从不缺钱,只是彻底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不愿再为虚荣与繁华盲目买单。
无独有偶,同期NHK电视台也借着盂兰盆节的社会热点,完成了一场两千人规模的全国电话民调,最终公布的数据,比街头采访更加刺骨冰冷。
七成以上东京市民坦言,压垮生活的从不是高昂物价与节日开销,而是资产崩盘带来的巨额负债。
六成民众对未来经济极度悲观,看不到复苏希望,对来年的生活毫无期待。
还有少数清醒者更是看明白了,漫长的通货紧缩寒冬已然降临,属于日本的苦难岁月,才刚刚拉开序幕。
至于扎根日本数十年的“地价永远上涨”神话,就此彻底破灭,几乎没有人还相信不动产能够重回巅峰。
是啊,盛夏的东京依旧繁华林立,盂兰盆的燥热一如既往,只是虚假的泡沫彻底碎裂,全民沉迷的美梦骤然惊醒。
同一片天空,同一个节日,不同阶层的日本人,活成了截然不同的模样,冷暖自知,冰火相隔。
而这一切,仅仅只是日本大萧条的开端。
浮于表面的民生困顿不过是冰山一角,潜藏在海绵之下的风险,才是即将吞噬整个国家的巨大阴霾。
要知道,当日本的商品价格开始停止增长,甚至在许多人看起来虽然不算贵,但应该继续下跌的时候,就意味着日本的经济其实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而其中蕴藏的风险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这样糟糕的经济形势,给了外国资本以低价买走日本优质资产,技术和人才的机会。
宁卫民俨然成了喝头啖汤的幸运儿。
在接连收到EIE集团、阪和兴业以及住友银行三方的恳求之后,特别是在承揽了替国家安排与阪和兴业商洽合作的任务之后,宁卫民终于没办法留在京城盯着自己那水族馆和还在兴建新园和酒店的京城游乐园了。
他带着自己的秘书秦军,和住友银行吉茂部长一起,先一步飞回到了日本东京。
这即是为了谈判小组打个前站,也是为了亲自来处理与资产收购的相关事务。
说实话,尽管在宁卫民看来,此时对日本资产下手还显火候稍早了些,仍然不是价格最划算的时候。
1997年亚洲危机爆发才是日本最惨时刻。
但话说回来了,妙就妙在上赶着不是买卖,现在找上门来的几家,都是对方求着他来做交易的,那就必然会产生额外溢价,也不是不能考虑,毕竟他现在国内事业开始发展,很需要日本领先一步的设备,技术和制造来托举。
更何况旅途中吉茂部长还对他说,现在盯着日本的外国资本,想要收割的都是日本那些银行、能源,矿山什么的,以及一些大企业科技含量较高业务。
对于中小企业,特别是消费品和零部件制造企业都不感兴趣,他们几乎是懒得理睬,觉得肉太少了,只巴不得这些中小企业快点死亡,让出市场份额才好。
这才导致日本的中小企业卖身无门,如今就连想低价贱卖都成了奢望。
所以吉茂部长甚至敢对宁卫民打包票,说他这次去日本,绝对会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