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庆寺，吕惠卿得到了完整的构想。

    

    当晚他可是睡了个好觉，自从被蔡京忽悠入京，他夜不成眠连眼袋都出来了。事业如烈火烹油，大权在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他最在乎的，还是士大夫的那一套——身前身后名。

    

    搞钱，已经搞到了几辈子花不完的银子，剩下的，就是如何保全富贵。

    

    第二天会议开始，他第一个上台发言，以枢密院的名义，下令组建“解决仁宗大借款的遗留问题的机构”。本着由朝廷牵头，由舆论监督，由民间操办的原则，建构起一套自上而下的管理班子。

    

    他提议，老臣富弼作为当年的知情人，代表朝廷出任“债务处置机构”的总负责人；御史台和大理寺携京城报馆，共同组成监督体系；江南商会、十八联行、大宋总商会，三家会同共同协商处置债务。

    

    为应对眼下的兑付危机，稳定京城秩序，三家要立马拿出来五百万贯的铜钱或者常用物资，解决开封的紧张局面。

    

    王安礼一看不好，这吕惠卿要叛变。

    

    身为南党一员，还是王安石举荐上位的福建人，你这么干，不是帮着北方佬打马虎眼么？

    

    他作为度支使，想要查阅档案，了解借款案的详情，无比便利。昨天一天，已经把事情捋了个通透，这就是北方佬设计的一场掏空国库，损公肥私的阴谋。

    

    掀开盖子，查个底儿朝天，必然能重创北方势力。

    

    要是真让吕惠卿这么办成了，等于帮那些隐匿在背后的人脱罪，这如何能行。

    

    想到此处，王安礼起身表示反对，“事涉仁宗，又关系数千万贯的国赋财孳去向，不查明详情以白天下，今后朝廷如何服众，如何再去向二百五十四军州收税。”

    

    他代表江南六路表态：如果案子不查明白了，六路与朝廷的赋税谈判将立马终止。

    

    “和甫，相忍为国，顾全大局为要！”

    

    富弼劝说，却被王安礼断然拒绝。大局，整个南方交了六成的赋税，朝堂却是一直由北方佬说了算，这大局是谁的大局？

    

    吕惠卿气的肝疼却也无奈，人家说的是国家法度，总不能自己真当董卓。

    

    南党出头，太学青年立即响应，毕竟里面的学子大部分都是南方州的，他们齐力支持彻查此案，给天下一个交代。

    

    蜀党、楚党、洛党，纷纷附和，表示一定要把事情先弄清楚了，否则以后就成了惯例，谁从国家身上割肉都能全身而退，这不是鼓励腐败么。

    

    文彦博起身，以太保、钦差大臣的身份表示，他将接过查案的重任，还天下一个公道。

    

    至此，会议终于重回轨道，开始了今天的提案讨论。

    

    今天司马康提了两个议案，一个是抗议朝廷禁止民间工人、农民结社的，另一个是敦请朝廷清晰划定“徭役”范围和数量的。

    

    历朝历代徭役都是官府征发民力，维持自身建设的重要赋税形势，大宋自然也不例外。

    

    但，太宗以宽为政，给文官们松了绑。这一松，就是七八十年，演变到今日，徭役早已成了地方州府盘剥百姓的恶政。

    

    以京畿路这种天子脚下治理最清明的地方计算，“成丁每年服力役二十日，闰月加二日，谓之庸”，这只是法定数量。

    

    大宋施行的是“差役”加“夫役”，夫役，每年自带干粮寝具干活二十天，主要是修路、修河、筑城、搞运输。按照历史看，别说比大秦这个奴隶制帝国，就是比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这种后世称道的盛世，也算得上优秀了。

    

    真正害人的是“差役”，这是宋代最主要的力役形式，按户等轮流承担州县衙门和基层的各类职务。它没有固定的服役天数，而是一种长期性的职务，严重占用生产时间。

    

    差役的主要对象由主户中的一、二、三、四等户承担。

    

    但最苦的“衙前”等重役常通过手段转嫁到三、四等户乃至下户身上。

    

    包括“衙前”、“里正”、“户长”（催税）、“耆长”、“壮丁”（捕盗）等。一旦被差充，往往需要脱离生产数月甚至数年，且负有赔偿官物损失的风险，负担极重。

    

    四大名著之首《金瓶梅》中有记述，西门大官人被县里派了差役，往京城押送秋税和药材。一去一回，要总计耗时两个月。

    

    他一走，不光生意要被同行侵占，后宅自然也要发大水。

    

    当时已是王安石变法之后，蔡京执政，执行的是新政策。大官人赶紧打点了知县并派差的曹吏共三百两，这才免了差事。

    

    一趟差事值三百贯，这不是恶政是什么？

    

    更可恨的，还有杂役。

    

    地方官府临时差遣，如修路、治水、为官员提供私役等。无固定时间、无固定名称，征调频繁，轮到头上就是灭门之灾。

    

    熙宁二年王安石提出“免役法”，将差役改为征收“免役钱”或“助役钱”，由官府雇人代役。

    

    事儿看着是挺好，但一执行，成本立即转嫁给了四等户和佃农，更加剧了底层的生存难度。

    

    好在李长安及时查缺补漏，大力推进厢军转型，在河北两路让厢军承担了建设兵的作用，延缓了这个政策害民扰民的结果。

    

    司马康提案，必须出台明文法令，详细的规定清楚，老百姓到底要承担哪些徭役，有权拒绝什么样的徭役，一旦发生侵害百姓生产的行为，当事的官吏要受到什么处罚，国家会如何赔偿。

    

    你们一个个舔着个大脸说自己是君子，说代天牧民，实际上呢，利用手中的权力享受百姓的供奉，还搅扰工农的生产，让底层的破产率达到了接近20%。

    

    如果再不改，老百姓早晚要造反，到时候他司马康第一个响应，带着穷苦人推翻这个吃人的猛虎。

    

    司马康年纪轻，又辞了官位，今天司马光又称病不在，他不说话时，似乎毫无存在感。

    

    可当起身，为民请命之时，身上仿佛蕴含着无穷的力量，似乎就像将要倾倒高山，像咆哮奔涌的黄河。

    

    “徭役之事，已成我朝恶政，康代大宋七千万百姓问政。富相公，文相公，陈相公，吕相公，改还是不改？”

    

    富弼脸都麻了，怎么一个个的都学会威胁朝廷了，我们庆历新党那时候不这样啊。

    

    范仲淹的口号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自己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的去改变世界，而不是直接“逼宫”。

    

    世风日下啊，人心不古啊！

    

    他作为一个被赵顼“抛弃”的人，虽然还心向朝廷，却也没为赵顼背锅的感情了。

    

    不等其他几位相公发言，富弼承诺：“立即着三司会议，责令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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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长安造了一艘大船，还处在最后的干舷装饰阶段，船坞就在金明池边上，此刻水波泛着金光。

    

    听了手下汇报司马康的表现，他抚掌大笑三声，“十年谋划，终于要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