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保障局，全称大宋开封府，户曹，公平就业保障局。

    首任局长由大宋知名二愣子学者张载的亲传弟子，传说比王安石还执拗的第一二愣子，翰林学士吕大防亲自担任。

    这家伙有多楞呢，他皇祐元年及第，观政后下放做冯翊主簿，永寿县令。

    当时永寿县治几经迁徙，落在了一个土包子上。防御倒是完美了，就是没水，一城几千人天天要下塬找水。

    平均一人一天用三升水，这几千人就是十几个立方。

    人挑肩扛马驮，费时费力，主要是没有安全感。关中本就干，人要是憋着不喝水，很容易得肾结石。

    门阀子弟挂职锻炼，一般也就走个流程。

    不出大毛病，二三年一过，找个理由调回州府郡治，就能安排进清贵位置了。

    但吕大防不一样，他非常相信老师的理论。

    作为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君子，怎么能视百姓的困苦而不见呢，那还能为天下办什么大事儿。

    找水！

    当地的水把式说了，咱这地儿比周朝建立那时候还早就有人居住了，没水，几千年了都没水。

    最深的时候，往地下挖了十几丈，土都经不住了。挖了塌，塌了还挖，死了好些人也找不出水。要不就咱这个塬，能不建大城大邑么。

    地下水找不着，山上还没水么？

    永寿在一块南北向的长条塬上，东西最宽处十六里，南北长三十余里，往北一直找，确实有一片山。

    有山就有水，没费多大功夫，找到好几处水源。

    最近一处离县治也二十八里，而且水头不大，要是经过长渠消耗，供不上几千人的日常需求。

    回衙门一计算，接两个水源修三十五里的水渠，总造价将超过一千五百贯。

    这还是发动徭役，没人贪污的情况。

    以永寿当时的财政健康水平，别说拿一千五百贯来修水渠了，就是县衙房梁都是拿木头斜撑着的，不知道啥时候要倒。

    二愣子不听邪啊，说没钱咱就想没钱的招，不能永远没水喝不是。

    反正县里工作也不多，他就带着随从没事儿就实地考察，琢磨怎么用替代性技术降低水渠成本。

    能考上进士的都是聪明人，一旦离开了书本，他们很快就能把智商用在正地方。

    官方的修渠方案是挖沟埋砖，上面扣瓦。

    县里不产砖瓦，都从塬马嚼，这又是一笔费用。

    他经过考察发现，咱咸阳的土结实，挖个坑再填回去，地上得留个包。

    千百万年从遥远的中亚吹来的尘土堆积，这土地硬的跟砖一样一样的，撒泡尿都渗不进去。

    坎井这技术他在书里见过，老家蓝田也有应用。

    要是能在这地方搞坎井，那成本不就下来了么。藏在地底，没有日头烤晒，耗损自然也就少了。

    重新计算，如果不买材料，只用人工，修通三十五里的坎井，用时虽多，但成本骤降，只需三百贯就足够了，人不值钱嘛。

    可就这点钱，县里也没有。

    财政穷得尿血，别地方麦子能一亩收一百四五十斤，他这里得把一百去了。

    没钱，那就去化缘。

    吕家是蓝田望族，家祖那时候当过太常博士，地方上很有名望。

    家里拜了一圈码头，许诺了一堆利益交换，他带着一些铁料和面粉回到了塬上。

    开工！

    自己喝水咱就不深挖了，坎井就修个四尺深，多了也挖不动。

    县里百姓一看来圣人啦，自己出资给老百姓修井，咱得多大的福分，赶紧卖力气干吧。

    三十里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水渠修的像个地下通道，离地皮儿四尺，洞高五尺，上窄下宽，利于施工维修。

    历时半年，地下水渠就修成了。

    当地宿老给吕大防写万民伞，并提议立碑记事，以后这水渠就叫吕公井。

    吕大防功成名就，两年后离开这里，火箭升职，很快调任名城大邑，成了政坛上的新星。

    然而，当他一次回乡探亲，问起自己的发家之地时，朋友们脸上并没有多少自豪或者祝福。永寿，永远还是那个吊样子。

    有方便的水了又怎么样，够灌溉么，能支持生产么，百姓有副业可做么？

    水渠，不过是苦涩中的一点甜，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他苦思冥想，始终不能找到答案，到底要怎样，才能使得当地百业兴旺，人们安居乐业呢。

    回到蓝田，他拜访自己的老师，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是教育么，让人读书识字明理；是道德么，让人知荣辱羞耻善恶；是勤劳么，让人奋斗拼搏不懈怠；......

    到底要怎样，才能创造一个孔夫子所说的“三代治世”。

    张载那时候自己还没大彻大悟，对于天地人三者的关系，或者说对于世界和个体的关系，仍然没有完成哲学构建。

    自己的定位还没找着，怎么去洞悉如何改造世界和拯救天下呢。

    他没能给出答案！

    吕大防再次回到工作的地方，他开始不断地在实践中去探寻，只是进展一直趋近于零。

    直到，李长安出现了。

    他那时候刚刚调回京师，在翰林院进修，为下一步提拔到六部两寺做准备。

    李长安先是开了厨娘学校，以一人之力，创建了一个超过万人的就业市场。薪水虽然不高，八百文到一贯五，可就是这么一点钱，竟然激活了东城外的贫民窟。

    他亲眼所见，人们脸上的笑容多了，肤色健康了，言语间充满了欢笑。

    后来，李长安又建立了开封的劳工协会，规范就业竞争还有薪酬谈判。之前靠着青皮、打手、衙差管理的臭苦力们，一下子变得讲道理，有礼貌，讲原则了。

    不过半年时间，汴京的底层劳动者面貌一新，眼神中去掉了那种小心谨慎，猥琐懦弱，恐惧焦虑。

    他们敢于昂着头走在路中央，敢于跟袍泽一块谈天说地，敢于对黑心的老板说不，敢于抵抗盘剥的把头和衙差。

    再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欺负的臭苦力了。

    一丝明悟萦绕心头，他感觉自己要破境了。

    就在那时候，李长安登报进行了“横渠四句”新解。一瞬间，他明悟了。

    天地至大，但并不是君亲师最大，而是“人”最大。人，他还没想好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概括，大概就是大众的意思。

    君子最大的功业不是报效君王国家，忠孝两全，而是调和万民，致“大众福祉”之增加。

    后来，他把目光紧紧锁定在李长安身上，时刻关注着他的行为举止，向他学习。

    渐渐地，他觉得自己懂了。

    李长安在追求一种新的公平，一种数千年来所有贤者和圣人都没碰触的公平，关于“活着的意义”的公平。

    每个人，都有发展自己的自由，都有探索世界，完善自己生命的自由。

    而这，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

    劳动机会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