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郑森率舰队收复台湾，赤嵌城头降下荷兰旗，已近一年。
这座被朝廷正式更名为“东宁”的岛屿，正经历着百年来最剧烈的变化。
以往，大明朝廷对这座悬于海外的巨岛，态度堪称微妙。
太祖“不征之国”的训诫言犹在耳，明末朝廷财政常年捉襟见肘，水师废弛，连沿海倭患尚不能靖，更遑论跨海经略一片被时人视为“瘴疠之地”、“化外之岛”的台湾。
自万历年后，朝廷实际上不得不默许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西班牙人乃至倭寇海商在此地的存在与争夺，视之为鞭长莫及的麻烦，而非值得经营的疆土。
然而，自弘光帝朱由崧力排众议，重建市泊司、锐意拓展海贸而变。
台湾的收复，其意义远不止于拔除荷兰人这颗钉子。
朱由崧收到来自福建巡抚张肯堂与市泊司的联名奏报，用实实在在的数字，揭示了这片“海外荒岛”正在转变为帝国前所未有的财富源泉：
“……自去岁台湾光复、设分守道以来，至本年中，经市泊司勘合抽分之合法海贸总额，已达四百七十万两，岁入关税、船钞等项，计五十八万两有奇，已超福建一省旧年田赋之半。”
“生丝、瓷器、茶叶、糖货，自月港、安平输往倭国、琉球、吕宋、巴达维亚，回程满载倭银、南洋香料、苏木、乃至西洋奇器。仅泉州、厦门二港，新造大海船便逾百艘，依附海贸为生之工匠、水手、商贩，增口十万余……”
当朱由崧将这些数字示与阁臣时，首辅袁继咸抚须长叹：“不意海外之利，一至于斯！往年东南之财，半入私门，半耗于漕运损耗，朝廷所得，十不及一。陛下设市泊司以统之，收关税以实国帑，真乃开源活水之圣策。”
这正是朱由崧穿越而来的核心优势之一。他深知，明末所谓“海禁”名存实亡，真正的症结在于官方缺席，导致巨额海洋贸易利润被沿海豪商、势家及走私集团瓜分，国家财政无法从中获益，反而因走私猖獗、海防废弛而不断失血。
郑氏家族本身就是这个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兼代言人之一。
如今，朱由崧通过设立市泊司，支持郑森收复台湾，一举将游离于体系外的海洋力量收编、纳入国家管理。
“双赢之局，在于名实俱归。”朱由崧对阁臣剖析道，“于朝廷，得稳定税源，练强大水师，控东南门户，拓万里海疆。于郑森及海商，往日走私，提心吊胆，利润虽厚，终是无根之萍。”
“如今，朝廷许其合法贸易，市泊司提供标准、勘合乃至武装护航，使其行货四海，名正言顺，利润更因规模扩大、风险降低而增长。朝廷水师强，则商路靖；商路繁荣，则水师饷足。此乃良性循环。”
东宁府（台湾）设治不过数月，其榷税已抵得上一个上等府州。
这不仅是财源，更是他这个皇帝政令正确性最有力的注脚。
台湾的光复，不仅是军事胜利，更成为新政下“开疆拓土”最耀眼的实证。
朝廷的重视，迅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投入。
在东宁府承宣布政使司之下，设台湾县、天兴县（今嘉义）、万年县（今高雄凤山一带），流官知县已陆续赴任，着手清丈土田，招徕闽粤移民。
首任分守道何斌，以其早年经历及通晓番语之利，周旋于归附的平埔族社与汉人垦户之间，推广稻薯耕作，兴修陂塘水利，地方渐稳。
军事上，郑森水师主力虽常驻厦门、金门，倚为东南门户，但在台湾的部署已非昔日可比。
澎湖设游击将军一员，驻兵两千，配以炮台，成为监视海峡、拱卫台岛的前哨。
鹿耳门及安平（原热兰遮城）经过改建，成为水师重要基地，常驻大小战船四十余艘，由郑森麾下大将陈泽统带，兵员三千，既能巡弋台湾周边，亦为支援闽粤、威慑南洋的机动力量。
这些战船中，已有十余艘是龙江船厂新造的“弘光式”炮舰，装备了更轻便、射程更远的火炮。
朝廷更专设“东宁镇守总兵官”，由郑森兼任，全权负责台湾及附近海域防务。
郑森的这道任命，既是对郑氏海上力量的正式收编与认可，亦将其根基与朝廷在东宁的统治牢牢绑定。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就在朱由崧开始享受着海贸红利，稳步消化台湾之时，来自东海的挑战不期而至。
这几日，正当朱由崧与内阁诸臣为西北使团成果与秦州榷场兴旺而振奋时，一份来自东南的、盖着郑森水师提督兼东宁镇守总兵官大印的紧急奏报，被以最高优先级送入了南京紫禁城。
朱由崧览毕奏报中关于长崎商馆被扣、倭国幕府发难的详情，面色沉静，但眼中已有寒芒掠过。
他今天将奏报示于殿内重臣传阅。
“……臣部驻长崎之商馆，于本月初。突遭倭国幕府官吏查封。所存之生丝、瓷器、药材等货值逾三十万两，尽数被扣。倭吏声言，皆因‘海禁新例’，并暗指有‘私通南明’之嫌。随船管事数人被拘，余者遭驱逐。据内线密报，此事背后，恐有荷兰东印度公司残余势力与清虏密使暗中撺掇，意在断我财路，损我国威……臣弟田川七左卫门（郑森同母弟，日名）在倭奔走营救，然幕府态度强硬，收效甚微……”
“众卿，”朱由崧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手指无意识地点着海图上的长崎，“荷兰人跑了，但他们和清虏的手，伸得倒是很长，都够到倭国去了。郑森在东宁站住了脚，水师正在重整，有人就坐不住了，想试试这海水，还烫不烫手。”
“倭国，德川幕府。”朱由崧缓缓踱步，指尖划过海图上“长崎”的位置，“锁国令下，仅留此一孔通商。如今竟敢公然扣我货物，拘我人员……这不仅仅是贪图那几十万两货值。”
张有益皱眉道：“陛下，倭国虽僻处海岛，然自丰臣秀吉以来，其水军不容小觑。”
左懋第也是点了点头，“德川家康一统后，承平日久，但战力犹存。且其国地势险峻，民风悍戾，若跨海征伐，耗费巨万，胜败难料。昔年元世祖……”
“朕知道元寇之事。”朱由崧打断他，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时移世易。彼时蒙元不识海战，劳师远征，又遇‘神风’，故遭惨败。然今时不同。”
“倭国扣货，看似小事，实则是砍向朕刚立起的‘市泊司’大旗的第一刀。”朱由崧声音转冷，“若此刀不折，则琉球、安南、南洋诸国，乃至西洋红毛，皆会以为我大明海权可欺。”
“如今郑森请战，其情可悯，其志可嘉。然如何战，却需思量。”
此刻的南明，已非昔日困守江南、财政捉襟见肘的残局。
台湾的税收、市泊司的进项，使得朝廷有了更充足的底气。而直属水师营的建立，也意味着朝廷对海上武力有了更强的掌控力。
因此，当朱由崧与阁臣们研判此事时，心态已截然不同。
这不再仅仅是一个外交纠纷或局部冲突，而是在帝国新确立的海洋战略下，对既定秩序的公然挑衅。
倭国的举动，背后是荷兰残余势力与清廷的怂恿，试探的正是大明维护其海上利益与权威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