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的时候，南方农村的经济条件还很一般，在川东，平常人家走亲戚送礼，一般有三种选择。

    一种是几斤干面条、另一种是一瓶酱油一瓶醋、或者一斤冰糖一斤白砂糖。

    而在三种选择中，即便是亲戚，一般也只需选一种就行，而平常主人招待客人煮面条也算是一道硬菜。

    在这里，面条不是主食，而是一道菜，可以用来下饭。

    周天义和周长贵是阴阳先生，在丧葬礼上，阴阳先生是贵人，所以待遇要比一般雇用的人员好，主家人给他俩人准备的是礼遇最高的鸡蛋面条。

    天天都是稀饭当早餐，突然吃这么好，周天义还有点不习惯，他细嚼慢咽的吃着，生怕吃太快，没品着味。

    早饭才吃到一半，他就听见张二麻的舅子和姑子又在争论。

    舅子坐在堂屋里，对着张家婶子说：“姐，我看买杉木的棺材就行了，姐夫一走家里生活就紧张，两个娃儿还要读书，能节省就节省些，道场嘛也就不要做了，唱七天孝歌就出殡。”

    此话一出，一旁的姑子当即变了脸色：

    “你说啥子啊？买杉木？我日你妈，亏你龟儿想的出来，老子哥哥为了这个屋头从天亮干到天黑，累到死了都睡不上一张好床板是吧，道场不做就算了，现在连口棺材都是些烂板板……”

    说着，小姑子一下扑到了一旁的老太太怀里，一边喊妈，一边哭了起来。

    小舅子听姑子又是发火又是骂人，心里也是不爽，瘪了瘪嘴，咬紧后槽牙说：

    “那你说，你想怎么办？那以后这两个娃儿还要不要上大学，就晓得闹，活起的人重要还是死的人重要嘛？”

    小舅子这话一脱口，便觉得有些说过头了，气愤的表情中多了一些懊悔，旋即把话题引向一边，给自己找补回来，没等姑子开口，他连忙说道：

    “要我说，我们都没得错，错的是姐夫不该去喝那顿酒，那几个栽舅子不该灌他，不然他也不得出事，现在出了事，这些龟儿子连看都不来看一下，丧葬费的钱就应该他们出！”

    小舅子的话获得小姑子的赞同，她抹了抹眼泪，把头抬了起来：

    “对，就是那几个狗日的舅老倌惹的祸，走，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想一分钱都不出就抹脱了，没得那么便宜。”

    说着，两个人就冲出了堂屋，领着自己那方亲友，总共十多个汉子，气势汹汹的就往同村的一户人家走去。

    周长贵见到这副场景，喝着面汤，摇了摇头，坐在板凳上没有说话。

    倒是周天义一见众人要去寻理，赶紧把碗里的鸡蛋面条几下吸溜干净，跟在队伍后面去瞧个热闹……

    顺着刚修的马路，一群人咋咋呼呼的来到了张家沟后梁子的一户三层小楼的民房前。

    小楼修得很是精致，三间二层砖房，二楼留出一排阳台，房顶盖的是琉璃大瓦，两侧是小青瓦偏房，一边偏房是厨房和猪圈，一边偏房是鸡舍和鸭圈。

    不锈钢的防盗门口雕了两个含珠的石狮子，房子的正面还贴了瓷砖，太阳照着亮黄黄的。

    在当地，这样的房舍，只有特别有钱的人家才能修得起。

    一来到小楼前，张家小姑子就叉着腰，冲着紧闭的大门破口大骂：

    “张宗顺，狗日的出来！今天不给我哥哥的死讨个说法，老子就把你房子拆了。”

    见无人回话，她随手捡起一块石头，就往偏房顶上用力扔去，只听咵啦一声，青瓦盖的房顶被砸出了个大洞，堂屋里面的中年汉子人也应声大喊：

    “三妹儿，你哥哥的死跟我啥子关系嘛，又不是我给他灌的酒，你要找去找给他灌酒的人嘛！”

    “放你妈的屁，张宗顺，你狗日的老子滚出来！”

    小姑子越骂越气，又在地上摸了两块石头，一咬牙，就往小二楼的玻璃窗砸去。

    只听得又是哐啷一声，泛着绿光的玻璃窗应声破碎，玻璃片掉到阳台的水泥板上，哗啦啦的摔得粉碎。

    “张宗顺，我哥哥就是在你屋头喝的酒才出的事，你没得责任哪个有责任？你们一个个喜欢的给他灌酒，出了事就晓得躲起来推卸责任，我看最大的责任就在你身上！”

    小姑子说话的同时，已经将手里的石头举过了头顶，正欲往另一侧的玻璃窗砸去，却被身后传来一声呵止住了。

    “张三妹，住手！”

    喊话的人是管理这一片的大队长，叫“李建国”，住在离张家沟稍远的李家坝子。

    和李建国一起来的还有另外几个人，一位副镇长、几个镇主任和几位大队主任。

    改开以后，西部农村统一落实了“包产到户”，84年后彻底取消了生产队，把以前的生产小队统一改回了村，村不设村长，统交由大队管理。

    到了25年的时候，乡镇的合作社，供销社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沿海打工潮已经形成，西部劳动人口流失严重，15-45岁的人有一半的人都外出打工了。

    常住人口减少，就不着那么多领导班子了，生产大队之间也相互合并，由原先的几个大队合并成一个大队，共同由一个大队领导班子来管理。

    大队长这个职务要比乡长低一些，管的人口面积却不比乡长少，且不经过乡长，直接向镇上汇报工作，一般称队长。

    周家村是个大村，有六百多户人家，户籍人口两千多人，一个村就能抵一个大队，耕地多，又加上是古早移民的氏族村落，建国以前一直很是排外。

    新社会以后，为了分散周家村这种不友好的排外，便于日后管理工作，落实到人人平等，平分田地的政策，县里领头将周家村边缘的外姓集中到一起，在周家村建立了多个生产队。

    1978年以后，生产队逐渐改回了村，张家沟所在的生产队原本就在周家村的范围之内，生产队没了，就依县里的命令，在原址立了一个张家村。

    因为地处丘陵，沟壑纵横，加上碍于周、张两姓交好，张姓人便改“村”为“沟”，自认自己属于周家村人。

    一个村子两个姓，偏偏都不是什么善茬，经常为了争些田边地角，打架斗殴，在整个县都是出了名的惹祸村，镇领导班子的重点关注对象。

    张二麻死后，大队长李建国知道肯定会闹出事来，当天上午就和镇长去县里做了汇报，下午在镇上开会，到了晚上回大队又拉着大队班子商量。

    等到了第二天，镇领导班子一下来，李建国就赶紧拉着众人赶来张二麻家，又正好碰上闹事这一幕。

    李建国四十出头，8年代的初中学历，中等身材，有些啤酒肚，右边皮带上别着一部小灵通，旁边挂着一串钥匙，走起路来哗啦作响。

    一来到闹事现场他就涨红了脸，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众人怒斥：

    “无法无天，简直是无法无天！”

    “你们搞这么多人在这里，想要做啥子？啊？现在是法治社会，不是靠哪个人多哪个就有理，张三妹，把手里的石头放倒！”

    李建国勃然大怒，可能是想在镇领导面前找回些面子，就把在场的众人都训斥了一遍，然后才态度缓和的作调解。

    他先把屋里的张宗顺喊了出来，相互了解了些情况，在院子里搭了桌椅，坐下商量“人道主义赔偿”的事。

    张宗顺这人天生胆子小，不敢多说话，就一直躲在几个领导的身后，问什么答什么，生怕张三妹招呼人对他动手。

    张宗顺的大儿子是最早一批去沿海的人，靠着“投机倒把”挣了一笔小钱，后来赶上好时候在沿海开了毛织厂，发了大财，把一家人都接去了沿海。

    农村人念根，想来死了总得有个归属，老家不留人，年轻人再回来时连祖坟都寻不着，于是张宗顺就一个人留在了老家。

    张宗顺平日跟张二麻两关系要好，两个人是同辈，经常称兄道弟，一个人在家难免孤独，张宗顺就经常叫上张二麻一起来他家喝酒吹牛。

    出事的那天正好是张宗顺过生，农村酒桌风俗文化很不好，斗酒，比酒，劝酒，一个比一个陋习，把老祖宗“品酒论道”的那点文化全当成了吹牛。

    好似那感情就跟酒一样，酒越烈，喝得越多，越是能表明两人的关系好。

    酒过三巡，日落西山，散伙的时候张二麻迷迷糊糊的走错了方向，倒在了杂草丛生的干渠沟里，又恰好砸到夜出捕食的毒蛇，被蛇咬了也没有知觉，睡梦中就一命呜呼了。

    一说到张二麻，张宗顺直抹眼泪，向众人哭诉：“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好端端的喝个酒，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嘛，二麻兄弟啊，是哥哥的错……是我害了你……”

    坐在对面的张三妹，白了他一眼，心里没好气：“少在这里假慈悲，你要是觉得愧疚怎么躲在屋里不敢出来？连看都不去看一下我哥？”

    其实并非张宗顺不想去看张二麻，而是他不敢，张宗顺一想到前一天晚上还在一起喝酒的兄弟，第二天就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这心头既是难以接受，又是阵阵害怕。

    法医在现场勘察的时候，他站在一旁远远的望了一眼张二麻的尸体，魂就丢了，跌跌撞撞的回了家一宿没敢睡觉。

    乡里人法律意识淡薄，张宗顺觉得自己就算不给张二麻偿命，也得坐个十年八载的苦牢，于是就锁了大门躲在屋里，拿桌椅扁担把门抵得死死的，以此逃避。

    李建国一行人来了之后，好说歹说的跟他解释了两个多小时，他这才敢把门打开出来。

    李建国对众人说道：“今天镇长和几位主任一起下来，就是要解决二麻子这个事情，昨天镇上就专门去县里开了会，把这个事情做了汇报。”

    “二麻子的死，从法律的上讲，张宗顺是没有直接责任的，但是，间接责任嘛还是有的，不光他有，昨天一起喝酒的人都有。”

    说着，李建国转头向张宗顺，说道：“宗顺大哥，你也看到了二麻子家是个啥子家庭情况，你看看你这边能拿好多钱出来，表个心意？”

    张宗顺支支吾吾的，有些为难，他自己做点粮食养点鸡鸭，也没攒什么钱，家里的房子建得是够气派，可这不是靠他建的，是他那发了财的大儿子出的钱。

    他踌躇了半天，低声说：“这个……这个我也拿不出啥子钱，你们看我拿五千块，帮二麻办完丧事要得不嘛？”

    5年的时候乡镇干部的平均工资也就六七百块钱一个月，乡里办一场隆重的丧葬四五千块也就足够了。

    坐在对面的张三妹和二麻子的小舅子，显然对张宗顺提出的条件不太满意，把头转到一边，生着闷气也不说话。

    一旁的副镇长见状，开口打圆场：

    “镇上考虑到张二麻家还有两个孩子在上高中，鉴于目前这种情况，我和王镇长昨天已经组织镇里开了专项会议，决定给张二麻家立为贫困户口，两个孩子上大学镇上拨无息贷款。”

    副镇长姓杨，身材消瘦，戴着一幅眼镜，省城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刚毕业没两年，就从省里驻派到镇上学习工作。

    他老家是哪儿人不清楚，总是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因为放不下“架子”和乡里的人打不了交道。

    杨副镇长天生缺少气场，他的发言在一群人中没有丝毫份量，在场的人也皆是默不作声，场面十分尴尬。

    乡里的民事调解，往往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中间人来拍板，越是像周家村张家沟这种带有氏族观念的村落，一位说得上话的老人，比高官来了都好使。

    所以刚一到现场，李建国就招呼人去把族长周长贵请到了张宗顺的院子里来。

    众人不理会杨镇长，反倒将目光转向坐在另一方，一直没有说话的周长贵，似乎在等他拍板。

    周长贵今年七十五岁，面相却很是年轻，头发都没怎么白，看上去也才六十出头的样子。

    大y进闹饥荒时期，周长贵和周天义的爷爷周长生俩兄弟曾救过周家村人的命，所以村里的人一直很尊重他俩。

    以前是周长生当族长，周长生死后村民又选了周长贵来当。

    见一行人都看向自己，周长贵抽了口烟，想了想，说道：

    “镇领导和大队长都在，今天这个事一定要解决，都是一个村，抬头不见低头见，二麻子家贫困户要立，宗顺家的钱该出，不过嘛五千块钱确实还差点，要买棺材，办丧事。”

    “这样！张宗顺你看多少再添一点，当给我这个叔伯卖个脸面，办道场的钱你就不给了，我白搭人工给二麻子搭个‘天梯’，省下的钱嘛就留给两个娃儿上学，你们说啷个样？”

    听周长贵要搭天梯，在场的众人有不安定了，都赶紧劝说道：

    “老辈子，你这么大岁数了，还是不要搭天梯了嘛，长生公已经不在了，你要是再出点啥事，这个村里就散了……”

    “就是啊族长，二麻哥的丧事小办一下就行了，搭天梯这个规格……”